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，不归杨则归墨。杨氏「为我」，是无君也；墨氏「兼爱」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：「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」。杨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，闲先圣之道，距杨、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。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；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。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

「圣王不作」者，言周之衰，上无明天子也。「诸侯放恣」者，言上无明天子，则下无贤方伯。凡有国之君，皆得自便，纵欲而专利也。「处士横议」者，言自天子至于诸侯，皆失其道，不复以明教化为务，则天下荡然，学术无统纪，而世之处士各横为议论，人自为一说，家自为一书也。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」者，言处士横议者虽多，于其中独有杨朱、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。「天下之言，不归杨则归墨」，言从其说者之众也。举天下之能言者，不以杨朱为师，则以墨翟为师，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教，□□道也。「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」者，此孟子之所以辟杨朱也。何也？朱之为说曰：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弗为也」。且夫惟天生民，有欲无主，乃乱。故人主者，天之所置，非天下徒尊之也。葵藿之于太阳，江汉之于海，鸟兽之于麟凤，皆此物也，而谁敢易之？是故天下之士，忘身以为主，忘家以徇国，非直苟利禄也。假使世之学者皆操杨朱之心，虽损一毛而不以利物，是无与事君者也。故曰：「是无君也」。「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」者，此孟子所以辟墨翟也。何也？翟之为说曰：「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」。且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，父母是也。今夫人有父母，有兄弟，有夫妇，均此爱也。而先王立教，每为之差而独隆于父。《记》曰：「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。不私其父，不可以为人子矣。是故有东宫，有西宫，有南宫，有北宫」。此言苟私其父，虽其父之伯仲，不可以不异宫也。又曰：「资于事父以事母，而爱同。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国无二主，家无二尊，以一治之也。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，无二尊也」。此言苟尊其父，虽父之妃不可以不杀服也，是之谓一本。假使世之学者，皆操墨翟之心，爱无差等，是人人而父也。故曰：「是无父也」。「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」者，孟子极其弊而言之也。人所以相群而不乱者，以其有君父也。有君在，则上下尊卑贵贱之分定；有父在，则长幼嫡庶亲疏之分定。定则不乱矣。苟无君父，则凡有血气者，皆有争心，苟有争心，不夺不厌，是人心与禽兽无择也。「公明仪曰：『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』」者，此孟子举公明仪之语，推广言之也。公明仪以为：国君之肥马在厩，而民饥莩在野，是为君者率兽而食人也。「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而食人，人将相食」者，盖孟子终言杨墨之害与禽兽无异也。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于万世者，非儒者能强之也，诚以三纲五常不可一日殄灭故也。三纲五常不明而殄灭，则天地不位，万物不育矣。自古及今，天地无不位之理，万物无不育之理，则三纲五常无绝灭之理。三纲五常无绝灭之理，则孔子之道无不足尊信之理。今杨墨者，自信其私说而不信孔子，故杨墨之道不息，则孔子之道不著，如此则邪说行而仁义废。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养，幼者相抚字，敌己者相往来，以其本诸仁义之心也。无君则不义，无父则不仁矣。此心苟亡，则私欲横流，弱者之肉，强者之食尔，故曰「人将相食」。「吾为此惧，闲先圣之道，距杨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」，此孟子以卫道自任之言也。且孟子非好辨也，惧斯道之不明，而人心沦胥，至于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谓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虽有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。此圣贤之所大惧也。「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，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」者，言淫辞邪说之初，亦甚微也，不过其门人弟子转相传授，以为可行而深信之焉耳。夫苟有是说也，在于人心则不见之于行事，斯已矣，苟见之行事，则必害及于其事。不施之于有政斯已矣，苟施之于有政，则必害及于其政。孟子逆知二氏之学，一日得志于天下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。「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」者，孟子笃于自信之辞也。臣闻之曰：天下未尝一日无邪说也。圣王在上，教明而禁立，虽有邪说，而不得行耳。反道败德，侮慢自贤，有苗氏之邪说也，而虞舜迁之；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有扈氏之邪说也，而夏启征之。谓祭无益，谓暴无伤，谓己有天命，谓敬不足行，商纣之邪说也，而周武灭之。然则道术分裂，间为异端，自唐、虞、三代有焉，而卒不足以干大中至正之统者，圣王在上故也。今夫杨、墨非有王公贵人之势也，非有醲赏以诱率人，严刑以驱迫人也，又未得尝试其术于战国之际也。而天下翕然从之，不归杨，则归墨，是岂一人之力，一朝一夕之故哉！盖圣王不作，则教不明，禁不立。教不明，则曲学之论兴；禁不立，则朋邪之类胜。及其末流，而莫之救也。由此观之，凡不本于孔子，而敢为异说者，岂不甚可畏哉！有圣王者作，岂可不深察哉！

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《诗》云：「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则莫我敢承」。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，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！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

抑，遏也；兼，并也。言并治之也。膺，当也。言北当戎与狄也。惩，艾也。言南艾荆楚及群舒也。承，止也。言天下莫敢禦之也。闻之曰圣贤之生斯世，必以天下为己任。当尧之时，洪水为天下害；商之末，夷狄禽兽为天下害；周之衰，乱臣贼子为天下害；战国之际，邪说诐行为天下害。洪水夷狄之害，则生人不得安其居；不得安其居，则不得适其性矣。乱臣贼子之害，则生人不得定其分；不得定其分，则不得适其性矣。邪说诐行之害，则生人不得修其学；不得修其学，则亦不得适其性矣。是皆人心之所由纷乱而昏蔽也。圣贤者，天民之先觉，将使之启迪人心而归于正者也。则以生人为己任者，圣贤之责。此正人心以承三圣，孟子所以不得辞也。是故禹不抑洪水，周公不兼夷狄、驱猛兽，使斯人脱于不安其生之患，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相保也，则禹、周公之责不塞。孔子不明乱臣贼子之罪，使斯人脱于不定其分之患，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相保也，则孔子之责不塞。孟子不辩邪说诐行之非，使斯人知所学，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相保也，则孟子之责不塞。禹、周公得君以行其道，则见之立功；孔、孟不得君以行其道，则见之立言，凡以尽圣贤之责而已。且夫禹、周公，人臣也；孔、孟，布衣也。夫为人臣，为布衣，不敢不以天下为己任，况尊为天子、富有四海之内乎！今敌国之为患大矣。播迁我祖宗，丘墟我陵庙，膻腥我中原，左衽我生灵。自开辟以来，夷狄乱华，未有甚于此者也。高宗崎岖百战，抚定江左，将以讨贼而沮于议和；孝宗忧勤十闰，经营富彊，将以雪耻而屈于孝养。二圣人之责，至今犹未塞也。陛下以仁圣之资，嗣有神器，岂得一日而忘此耶？陛下诚一日不敢忘此，则当以天下为己任，而不敢以位为乐。所谓一日不敢忘此，则不敢以位为乐者，每行一事，每用一人，必自警曰：得无为敌国所侮乎？吾民困穷如此，吾士卒骄惰如此，吾内外之臣背公营私如此，吾父子之间欢意未洽如此，吾将何以待敌国也？常持此心，常定此计，周公岂欺我哉！则大义可明，大功可立矣。虽然，臣特因「兼夷狄」，发明一事尔。若夫人心不正，岂止于此？皆陛下之所当讲也。臣不胜拳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