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利之说，相资以为用，不患其并立而患利之偏胜，此圣贤之立言所以不同也。《易》以「元亨利贞」为乾之四德，《文言》释之曰：「利者，义之和也」。义、利岂可以相无哉！至孟子游于战国，始专以义为言，凡及于利者必深诋之，非恶于利而好为甚高之论也，因时救弊，不得不然也。昔者尧不以天下利丹朱，而以舜利天下，舜不以天下利商均，而以禹利天下，当时信之，后世仰之，灼知尧舜以天下之大义兴天下之大利也。故义利之说并立而不害，不辨而自明。至于禹之传子，非以为利也，将以息天下之争也，后世已疑其德衰。汤之放桀，非以为利也，将以除天下之虐也，后世果以为口实。禹、汤皆圣人也，时非唐、虞，不得已而为夏、商。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，而众人或未之知也，于是义利之说始交相胜而不明矣。武王之克商，无以异乎汤，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则义士固非周矣。商民之心，亦不能无疑于周，周公作书谆复谕之，若曰：「非我小国，敢弋商命」。又曰：「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，时惟天命」。又曰：「非予罪，时惟天命」。其言武王则曰：「不敢替厥义德」。其命康叔，则曰：「用其义刑义杀」。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纣，非利而为之，皆义而已矣。至于周衰，王者不作，齐桓、晋文始假义以济其利，伐楚以责贡，纳王以示民，夫岂出于诚心哉！吾夫子盖悯之，乃判为义利之说，曰：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」。又曰：「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」。门弟子知之，故曰：「子罕言利」。夫子之言，已有心于救世矣。逮至战国，先王之道丧，天下始专于趋利，而不知有义，为君者好利而忘其民，为臣者见利而遗其上，游说之士朝纵而暮衡，捭阖之徒俯贺而仰吊。若孙、吴、申、商、苏、张、公孙衍之属，既甘心于为利，杨、墨之说，又乘间而入之。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，是贼义以利其身也；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，是贼仁以利于人也。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，倘不深斥为利之说，以专明吾义，不几于推波助澜、抱薪救火乎？是故答梁王则曰：「王何必曰利」？辟宋牼则曰：「何必曰利」？不从陈代枉尺直寻之请，力辨万章割烹食牛之问，鄙仪衍为妾妇之道，斥杨、墨于禽兽之域。至于汤、武放伐之事，往复论之，尤为详明。夫岂好辩哉？将以存吾义也。虽时君谓之迂阔，终莫能听，然使万世之下知有仁义之说，不相胥而为夷狄者，孟子之力居多也。世之论者，谓夫子以周为至德，言武为未尽善，而孟子告诸侯，则每言汤武之事，殊不知春秋之际，诸侯犹有畏义之心，而王室之衰微，未若战国之甚，故夫子不忍言汤武之事，而每有为东周之心；至于孟子之世，天下合为六，皆国富兵强，侈然有辟土地、朝秦楚、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志，故孟子每言汤武而要之仁义，使诸侯知有仁义之说，则征伐之事敢轻为之乎？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。然则义利之道，得尧、舜而行；义利之说，得孔、孟而明。圣人之有功于后世，岂不大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