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汤誓》序曰：「伊尹相汤伐桀，升自陑，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」。孔安国为之说曰：「桀都安邑，汤升道从陑，出其不意」。近世诸儒从而更之曰：「升陑攻人，非地利也，以人和而已」。二者之说，所谓楚则失矣，齐亦未为得也。汤之伐桀，以其凶德贯盈，甚不得已，为应天顺人之事，必合诸侯，会众士，以共致其天讨。汤都亳，安邑在蒲，师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乃曰「出其不意」，是必非圣人之所屑为也。兵者除暴之器，非所以毒天下，圣人之行师，虽无苟胜之心，亦有必胜之道，岂故舍其地利而行于危道哉？吾观圣人为兵之谋，无所不用其至也。平居暇日，抚柔其民，井其田畴，比其居里；教之稼穑种艺，以养其生，迪之孝悌忠信，以厚其性；使之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刑罚庆赏相与相共，且宾兴其贤能，出使长之，入使治之。故其上下更相亲睦，居可以同其安乐，征可以同其患难。兵之本既立矣，于是合其什伍，简其车徒，教之射御，习之兵器，因农之隙以讲武事，春蒐以振旅，夏苗以茇舍，秋狝以治兵，冬狩以大阅。辨其鼓铎、镯铙、号召、旗物之用，教之坐作进退、疾徐疏数之节，为之斩牲以戒其不用，使之从禽以观其不犯，俾斯民目识旌旗，耳熟钲鼓，昼战足以相接，夜战足以相闻。兵之末既修矣，本末兼举，犹不敢以轻动也，必有逆天道、乱人纪，贪婪无厌，桀骜自恣，文教之不悛，威令之不禁，乃不免于用武。则又度其德、量其力，搏谋之卿士，大询于众庶，受命于庙，受成于学，所以尽人之心也。谋之筮龟，證之梦寐，告于皇天后土，祷于名山大川，始乎类，终乎祃，所以求神之助也。圣人之于兵，戒之重之若此其至，岂有修之累年，弃之一日，谋之廊庙，失之中原，舍地利而自置于可败之处，帅大众而蹈之于必死之域，不几于行险徼倖，以民命为戏乎？古人所谓仁义之师，特言其德耳。至于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中得人和，未尝偏废也。其出也合众而戒之，其战也陈师而誓之，致果于杀敌之间，决胜于应变之际，必有大智大勇以济其成功也。仲虺知之，故曰：「天乃锡王智勇，表正万邦」。诗人知之，故曰：「敷奏其勇，不震不动，不戁不悚」。由是观之，圣人之兵，未始不本之以仁义而行之以智勇也。然则《书》之记升陑何也？曰：此序《书》者，记其道里之所出也。汤居南而夏有冀，方其伐桀也，必济河而北，犹《泰誓》言师渡孟津也。武王之伐纣，四誓其师，故各言其地，汤之誓，一而已，故先言其道之所从出也。然则亦有戒乎？曰：有。吾于升陑渡孟津之际，见险之不可恃；于鸣条牧野之战，见民之不易使也。陑在河曲之南，去安邑不远；孟津距朝歌不五百里，当在王畿之内。桀、纣以万乘之国，如林之众，既见伐于诸侯，反近战于二十里之郊，其民之不为用可知矣。故汤、武得其民，征伐于千里之外；桀、纣失其民，不能使战于近郊之内。然则地之为险，兵之为强，亦在德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