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辩杨墨，而杨墨之害熄；韩子攻释氏，而释氏之学炽。杨墨之学，儒者之学也；杨墨之贤，孟子之所深知也。偶其所见之偏，故孟子一针其蔽，虽杨墨之辩亦且无所容其喙，况学杨墨者乎？韩子之不知释氏，徒以空言乱人视听，适所以为赘也。中国之教，西方之俗，是本不同，此不足辩也；韩子乃合中国夷狄而并论之，宜乎不足破释氏也。西方之俗，予已置之勿论矣，所可悲者，中国之人而为西方之俗也。西方之俗，岂无父子，岂无夫妇？浮屠氏者，西方之豪杰也。其始亦有父子、夫妇，如人家室然也；其终则逃父割妻，毁灭形骸，邈如浮云，不复为人世之想，虽其须发必且尽去而后已。是浮屠氏之见偶然如是也。彼学浮屠氏者亦去其须发，不娶妻，不长子，此何为者也？谓须发为吾之累，则天下百物何者非累乎？谓去须发为得道，则有须发之人皆谓之害道可乎？西方之俗本无礼乐，故西方之学者一切寓之无礼乐，此不必论也。中国之人亦何所见，乃裂其衣冠，去其须发？其无知也抑甚矣！故常不怪夫浮屠氏，亦不怪夫西方之学浮屠氏者，而深怪吾中国之人学之者之过也。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，下车欲与之言，是接舆者乃吾儒之所谓狂者，故夫子欲与之语也。六合之外，王者所不治，况以口舌辩之乎？故韩子之强辩，适所以为赘也。曾子谓「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」，至哉斯言也！吾于浮屠氏亦云。作《浮屠氏论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