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，以其有志而已。然非才则无以济其志，非术则无以辅其才。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为于世者也。然而所谓术者，又岂阴险诡仄、朝三暮四之谓哉，亦语夫所以处事之方而已矣。营丘张侯仲隆慷慨有气节，常以古人功名事业自期许，不肯碌碌随世俗上下。至其才器闳博，则又用无不宜。盖临大事变而愈益精神，指麾处画，无一不中几会者。是其志与其材虽未尽见施设，而人知其有馀矣。然未尝以是自足也，方且博观载籍，记览不倦，盖将酌古揆今，益求所以尽夫处事之方者而施之。非特如世之学士大夫兀兀陈编，掇拾华靡，以为谈听之资，至其施诸事实，则泛然无据而已也。尝客崇安之光化精舍，暇日新一室于门右，不置馀物，独取《资治通鉴》数十帙列其中，焚香对之，日尽数卷。盖上下若干年之间，安危治乱之机，情伪吉凶之变，大者纲提领挈，细者缕析毫分，心目瞭然，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者。如是盖三年矣，而其起居饮食、宴娱谈笑亦无一日而不在是也。室之前轩俯视众山，下临清流，邑屋台观、园林陂泽之胜，月星雨露、风烟云物之奇，又若有以开涤灵襟、助发神观者，尤于读是书也为宜。于是直以「通鉴」榜之，而属予记。予闻之，古今者，时也；得失者，事也；传之者，书也；读之者，人也。以人读书而能有以贯古今、定得失者，仁也。盖人诚能即吾一念之觉者默识而固存之，则目见耳闻无非至理。而况是书先正温公之志，其为典刑总会、简牍渊林，有如神祖圣诏所褒者，是亦岂不足以尽其心乎？今侯有当世之志、当世之才，又能因是书以求尽其术，此岂苟然而已哉？然予犹欲进于行著习察之涂，使异时见于用者无毫釐之差也，则愿以仁之说为侯诵之。是以承命不辞而记其本末，因附以所闻如此。乾道三年秋七月，新安朱熹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