递中两辱惠书，并有诗筒之况，荷意勤矣。又知小侄刘亲皆以垂念之故，得以窃食，益深感愧。信后清和，恭惟幕府有相，起处佳福。所需恶语，尤荷不鄙。此于吾人岂有所爱？但近年此等一切废置，向已许为放翁作《老学斋铭》，后亦不复敢著语。高明应已默解，不待缕缕自辨数也。抑又闻之，古之圣贤所以教人，不过使之讲明天下之义理，以开发其心之知识，然后力行固守，以终其身。而凡其见之言论、措之事业者，莫不由是以出，初非此外别有岐路可施功力，以致文字之华靡、事业之恢宏也。故《易》之《文言》于《乾》九三实明学之始终，而其所谓忠信所以进德者，欲吾之心实明是理而真好恶之，若其好好色而恶恶臭也。所谓修辞立诚以居业者，欲吾之谨夫所发，以致其实，而尤先于言语之易放而难收也。其曰修辞，岂作文之谓哉。今或者以修辞名左右之斋，吾固未知其所谓。然设若尽如《文言》之本指，则犹恐此事当在忠信进德之后，而未可以遽及。若如或者赋诗之所咏叹，则恐其于乾乾夕惕之意又益远而不相似也。鄙意于此深有所不能无疑者，今虽不敢承命以为记，然念此事于人所关不细，有不可以不之讲者，故敢私以为请。幸试思之而还以一言，判其是非焉。至于佳篇之贶，则意益厚矣。顾惟顿拙，于此岂敢有所与？三复以还，但知赞叹而已。然因此偶记顷年学道未能专一之时，亦尝间考诗之原委，因知古今之诗凡有三变。盖自书传所记，虞夏以来，下及魏晋，自为一等；自晋宋间颜谢以后，下及唐初，自为一等；自沈宋以后，定著律诗，下及今日，又为一等。然自唐初以前，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。至律诗出，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。以至今日，益巧益密，而无复古人之风矣。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，下及《文选》、汉魏古词，以尽乎郭景纯、陶渊明之所作，自为一编，而附于三百篇、《楚辞》之后，以为诗之根本准则。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，各为一编，以为之羽翼舆卫（且以李杜言之，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，杜之《秦蜀纪行》、《遣兴》、《出塞》、《潼关》、《石濠》、《夏日》、《夏夜》诸篇。律诗则如王维、韦应物辈，亦自有萧散之趣，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，无馀味也。）。其不合者则悉去之，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。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，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。然顾为学之务有急于此者，亦复自知材力短弱，决不能追古人而与之并，遂悉弃去，不能复为。况今老病，百念休歇，宁尚复语此乎？然感左右见顾之重，若以为可语此者，故聊复言之，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势也。来喻所云漱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澹，此诚极至之论。然恐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，雅俗乡背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，然后此语方有所措。如其未然，窃恐秽浊为主，芳润入不得也。近世诗人正缘不曾透得此关，而规规于近局，故其所就皆不满人意，无足深论。然既就其中而论之，则又互有短长，不可一概抑此伸彼。况权度未审，其所去取又或未能尽合天下之公也。此说甚长，非书可究。他时或得面论，庶几可尽。但恐彼时且要结绝修辞公案，无暇可及此耳。记文甚健，说尽事理。但恐亦当更考欧曾遗法，料简刮摩，使其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，则其传当愈远而使人愈无遗憾矣。僭易并及，愧悚之深。不审明者于意云何，亦幸有以反覆之也。长溪王君之诗竟如何？此有一黄子厚者，其诗自楚汉诸作中来，绝不类世人语，人亦少能知之。近以社仓出内讥察不谨，狼狈忧郁，以至于死，甚可伤也。放翁诗书录寄，幸甚。此亦得其近书，笔力愈精健。顷尝忧其迹太近，能太高，或为有力者所牵挽，不得全此晚节，计今决可免矣。此亦非细事也。仙游之政，无人肯为推出，此理势之常，无足怪者。况在渠家法，又自不当计此耶。偶得浙漕去秋策问，谩录去，不知曾见之否？清议固知不可泯灭，然能出此，亦不易也。熹病益甚，跬步不能自致，而神昏气痞，支体酸痛，殆非久作人间客者矣。休致之请，前月初间附便以行，至今寂然，未闻可报，恐所附人迟滞不达。设更淹留，当自有台劾施行，不待催督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