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诗》备六义之旨。

六义次序，孔氏得之。但六字之旨极为明白，只因郑氏不晓《周礼》《籥章》之文，妄以《七月》一诗分为三体，故诸儒多从其说，牵合附会，紊乱颠错，费尽安排，只符合得郑氏曲解《周礼》一章，而于《诗》之文义意旨了无所益。故鄙意不敢从之，只且白直依文解义。既免得纷纭，枉费心力，而六义又都有用处，不为虚设。盖使读《诗》者知是此义，便作此义，推求极为省力。今人说《诗》空有无限道理，而无一点意味，只为不晓此意耳。《周礼》以六诗教国子，亦是使之明此义例，推求《诗》意，庶乎易晓。若如今说，即是未通经时无所助于发明，既通经后徒然增此赘说。教国子者，何必以是为先？而《诗》之为义，又岂止于六而已耶？《籥章》之《豳雅》、《豳颂》，恐《大田》、《良耜》诸篇当之。不然，即是别有此诗而亡之，如王氏说。又不然，即是以此《七月》一篇吹成三调，词同而音异耳。若如郑说，即两章为《豳风》，犹或可成音节。至于四章半为《豳雅》，三章半为《豳颂》，不知成何曲拍耶？

《关雎》疑周公所作。

凡言「风」者，皆民间歌谣，采诗者得之，而圣人因以为乐，以见风化流行，沦肌浃髓而发于声气者如此。其谓之《风》，正以其自然而然，如风之动物而成声耳。如《关雎》之诗，正是当时之人被文王、太姒德化之深，心胆肺肠一时换了，自然不觉形于歌咏如此。故当作乐之时，列为篇首，以见一时之盛，为万世之法，尤是感人妙处。若云周公所作，即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无一篇是出于民言，只与后世差官撰乐章相似，都无些子自然发见活底意思，亦何以致移风易俗之效耶？

《卷耳》诗疑文王征伐四方、朝会诸侯时后妃所作。

《卷耳》诗恐是文王征伐四方、朝会诸侯时后妃所作。首章来喻得之，后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，欲登高望远而往从之，则仆马皆病而不得往，故欲酌酒以自解其忧伤耳。大意与《草虫》等篇相似。又《四愁诗》云：「我所思兮在太山，欲往从之梁父艰」，亦暗合此章耳。

《樛木》序文。

有嫉妒之心，则必无逮下之思矣。此序却未有害也。

《螽斯》序文。

《螽斯》不妒忌，未有以察之。小序又非的确可信之书，诗中亦无不妒忌之意，但见其众多和集之状，如人之不妒忌耳。

《桃夭》诗曰华，曰叶，自其生意之所及以至无所不及，言室家、家室、家人，亦其德之所及以至无所不及也。一则生意浸大，一则德意浸广，宛转取譬，此言意之所以无穷也。

《桃夭》序文首句恐已涉附会矣，他说得之。

《羔羊》之序与《桃夭》相似，《二南》篇中类多如此委蛇。如毛氏说，即于「正直」二字意尤亲切。然小序本未必能尽《诗》意，即郑、张二说，意亦自佳，更须审择取舍。或兼存而自为一义不妨，不可彊合为一说也。

「振振君子」，即是家室思念君子。不著其恶而著其善，盖居者念行者，事之常也。

《殷其雷》本无著其恶之意，不必为此说。但如《死麇》之「吉士」，《日月》之「德音」，则须说破耳。

《摽有梅》上二句盖言男女之念，人皆有之，而若是者，皆女子之发乎情而不能以自达者也。下两句盖言必待媒妁之言、婚礼之备而后可行，亦止乎礼义之谓也。此诗即人情之近以感切当时之为人父母者，使之婚姻之不失其时而已。或曰是皆当时女子自赋之辞，则不足以为《风》之正经矣。

发乎情，止乎礼义之说甚善，感切人之父母却恐未必有此意。或是女子自作，亦不害。盖里巷之诗但如此，已为不失正矣。

《小星》兼取程说，甚善。

「江沱」之序恐未安。又始则不能无悔，至不我与则随其所遇而安，终不我过则处之已熟，知其无可奈何，无复忧虑。「啸」如渊明之「舒啸」。

小序固不足信，然谓江沱之间，则未有以见其不然。盖或因其所见山川以起兴也。「其后也悔」，「其后也处」两句，若如今说，以为媵之自言，则「后」字不通。而三章「其」字皆指物之称，亦非所以自命也。《集传》「啸」字之义，向来伯恭深以为然。《野有死麇》，言彊暴者欲以不备之礼为侵凌之具者，得之。《驺虞》驱发之说，近亦疑之。《楚词》云：「君王亲发兮惮青兕」，此为发矢之义明矣。然旧说虞人翼五豝以待公射，中则杀一而已，恐文势不顺。疑此亦为禽兽之多，见蒐田以时，不妄杀伐。至于当杀而杀，则所谓取之以时，用之以礼，固不病其杀之多也。盖养之者仁也，杀之者义也，自不相妨，不必曲为之说。兼文势如此乃顺，如杜诗「一箭正坠双飞翼」之比。若如所解，即当先言「五豝」而后言「一发」，乃可通耳。

疑《何彼秾矣》。

《何彼秾矣》此诗义疑，故两存之。东迁之初，王室犹未甚卑也，王命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。如微子、毕公之类。文侯当时既有大功，称字或是礼秩当然，未可便为王室衰弱之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