友恭窃谓性命主理而言，德气主身而言。性命之理得之于身者，德也；而其梏亡陷溺之者，气也。盖德无不善，而气则有偏。善所以成性立命，而气偏则隔之耳。两端之在身，相为消长，随其多寡，迭为胜负。德不胜气，是无以胜其偏，偏日以胜而善日以微，则是性命之理反乱于气矣。故德不胜气，性命于气。德胜其气，是有以胜其偏，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，则是性命之理不外于德矣。故曰德胜其气，性命于德。未知是否？

气亦有纯有驳，不得专以梏亡陷溺为言。但德不胜气，则其善者亦出于血气之禀耳。

孟子曰：「形色，天性也，惟圣人可以践形」。先生谓践言、践约之「践」，反复寻绎，极觉有味。窃谓有是性则有是形色，单举形色则天性固在其中矣，故曰「形色，天性」。故孟子言圣人不曰尽性，而曰践形也。践形云者，犹言「爽厥子，不愆于素」云耳。曾子全而归之，曰「启予足，启予手」，亦此意，盖几于践矣。学者主忠信，所以求夫践也。一息不存，则非践矣。游氏之说比杨氏为密，曰「形者，性之质」，曰「能尽其性，则践形而无愧」，又曰「未能尽性，则于质有所不充」。如此发明固好，但终不若程先生充人之形为的也。盖尽性乃能践形，在性则言尽，在形则言践，其实一也。如引「反身而诚」之说及「岂不慊于形哉」之论，则亦本程先生之意矣。杨氏指形色为物，指天性为则，固佳。如谓践形体性，恐未善。尹氏引程先生之说，盖亦充人之形之意也。不知此语见于何书？先生之说皆善，但其间微有疏密。妄意如此，乞赐批诲。

学者求至于可以践形之功，非但主忠信一事而已。「非践」语亦未莹，盖曰形有所不践云耳。尽性然后可以践形，今曰尽性乃能践形，亦未莹。

先生曰：「忠信一理，但所从言之异耳」。友恭窃谓忠信一理，而于己言忠，于物言信者，盖己则主心而言，物则主理而言。故尽己之心为忠，循物之理为信。虽内外之不同，要之皆诚于我耳。

心理不可以彼己分，以理为事可也。循物无违，非谓循物之理，但言此物则循于此物之实而无所违，则是所谓信耳。

「冉有、子贡侃侃如也」，先生曰：「侃侃，刚直之貌」。二子刚直之象，无显言者。以《论语》考之，妄意冉有自谓「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」，有以见其不肯掩覆，不敢欺隐。为子华请粟，夫子与之釜；请益，与之庾；不满其意，便往，自与粟五秉。至于子贡因叔孙武叔毁夫子，便曰：「人虽欲自绝，其何伤于日月乎」？多见其不知量也。夫子答问友曰：「不可即止，毋自辱焉」。意者子贡平日多直己见，因其质而语之。凡此恐带刚直之象，恐别有所据。

「侃侃」只是比之「訚訚」者微有发露显著气象，便是涵养未甚深厚处。

先生所云「子张、子贡气质虽为未化，亦不可谓全未化，此语亦是。似此立语，渐觉有病耳」。友恭窃谓学者气质苟未至于圣人，皆不可以言化。以二子进工之久，殆曰变而未已者。然尚当用力，则未可谓之化也。

「变化气质」之「化」与「大而化之」之「化」不同。

或问：「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为兄，信乎」？曰：「荀卿尝谓桓公杀兄以争国，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，盖亦未有以知其必然。但孔子之于管仲，不复论其所处之义，而独称其所就之功耳。盖管仲之为人，以义责之，则有不可胜责者，不可以复立于名教之中。以功取之，则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贬而绝之也。是以置其所不胜责者而独以其不可贬者称之。称之固若与之，而其所置而不论者，又若将有时而论之也。夫若将有时而论之，则其所以为存万世之防者，亦不可不谓之切至耳矣。盖圣人之心至明至公，人之功罪得失固无所逃于其间，而其抑扬取舍之际，亦未尝有所偏胜而相掩也。非可与权者，其孰能知之」？曰：「然则程子非与」？曰：「彼于圣人之所存而不论者曲加意焉，其所以微显阐幽，建立民彝之意至深远矣。学者当熟考而深求之，未可以率然议也」。

友恭窃详二子之问，子路曰：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未仁乎」？以召忽对管仲言之，是以召忽之死为是，以疑仲不死难为非，故以为未仁也。子贡曰：「不能死，又相之」。既言「不能死」，复继以「又相之」，是疑仲不特不能死，而又事杀其主之人，故亦以为非仁也。意者子路以仲为当死而不当生，而子贡则并以为设使可生，桓公亦不当事，而俱有未仁之问也。殊不知仲同纠谋，则虽有可死之道，而桓乃当立，则无不可事之理。盖仲虽纠之傅，然非纠之臣，乃齐之臣也。桓公当立，则桓乃吾君，所当事也。但仲之罪乃在于不能谏纠之争而反辅纠之争耳。是其不死，殆知前日之争为不义，而非求生之比也。桓公舍其罪而用之，则名不正而事正，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。故夫子答子路为未仁之问，则称九合之功曰「如其仁」！以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。夫以九合之仁过于不死之未仁，则夫子之意未直以不死为非可知矣。答子贡不死，又相桓为非仁之问，则复称其功，又辨其不死而曰「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」。曰「岂若」云者，是又以仲之不死过于死也。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为可，而不以其所处为非也。故旧日读此一章，以程先生之说为正，以桓公为兄，子纠为弟，召忽之死为守节，管仲不死为改过。二子不仁之问，正疑其所处之非，而夫子答之，乃论其所处之义，而非专取其所就之功也。今伏读先生之说，恍然自失。玩味累日，迄未有得。区区之意，窃谓若从荀卿之说，则桓公为杀兄，管仲为事雠，是仲不可复立于名教之中。圣人当明辨之，以存万世之防可也。舍二子之所问而旁及其所成就之功，毋乃以功而掩义乎？使二子问仲之功，夫子置其所处之义，而以不可贬者称之可也。今所问者不答，而所答者非问，则是略其义而取其功也。且不明以辨二子之问，而阴以存万世之防，当其时而不论，而将有时而论之，几于不切而谓之切至，何也？薄昭之言虽未知其必然，然以圣人取之之意，则妄意谓桓公非杀兄，管仲非事雠可也。

此论甚善。向吕子约亦来辨之，然不若来喻之详也。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，但其时义尚有可生之道，未至于害仁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