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书所喻正容谨节之功，比想加力。此本是小学事，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，今若更不补填，终成欠阙，却为大学之病也。但后书又不免有轻内重外之意，气象殊不能平，愚意窃所未安。大抵此学以尊德性、求放心为本，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之，此为要切之务。若通古今、考世变，则亦随力所至，推广增益，以为补助耳。不当以彼为重，而反轻凝定收敛之实，少圣贤亲切之训也。若如此说，则是学问之道不在于己而在于书，不在于经而在于史，为子思、孟子则孤陋狭劣而不足观，必为司马迁、班固、范晔、陈寿之徒，然后可以造于高明正大、简易明白之域也（八字乃来书本语。）。夫学者既学圣人，则当以圣人之教为主。今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之书具在，彼以了悟为高者既病其障碍而以为不可读，此以记览为重者又病其狭小而以为不足观，如是则是圣人所以立言垂训者徒足以误人而不足以开人，孔子不贤于尧舜而达磨、迁、固贤于仲尼矣，无乃悖之甚邪！前书所示《中庸》、《诗》《颂》、《西铭》等说皆极精密，意者后书所谓不能下心细意，特一时愤激所发耳。如其不然，则不能下心细意于孔、孟，乃能下心细意于迁、固，何邪？此则尤非区区所素望于贤者，不敢不尽所怀也。礼乐之云，前此只恐未必史迁有此意耳。正使有之，乃是挟礼乐动化之权以为智力把持之用，学者所以谨于毫釐之差而惧其有千里之缪者，正为此耳。今不之察，而遂指人欲为天理，吾恐其不止于议论之小失，而且为心术之大害也。「阡陌」二字，熹前说亦未是，当如《风俗通》，后说乃为得之，盖「阡」之为言「千」也，「陌」之为言「百」也。《遂人》径是百亩之界，涂是百夫之界，而二者皆从，即所谓南北之陌。畛是千亩之界，道是千夫之界，而二者皆横，即所谓东西之阡。盖二字名义本以夫亩之数得之，决是井田旧制所本有。若曰秦始为之，则决裂二字，牵彊说合，费气力而无文理。且井田既有径畛之制，而秦人去之，则又何必更取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，然后可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哉？此细事，不足辨，或恐有助于古今事变之学耳。《徽录》新书近方看得数卷，大抵是用《长编》添修，然亦有不尽处。《长编》亦据曾布、蔡绦为多，此二书虽无状，然亦见其不可掩者。祸败之衅，岂偶然哉？读之令人愤郁，殊损道心也。同父事解后得书，亦甚呶呶。前此盖已作书慰劳之，劝其因此一洗旧辙，歛就绳墨。若能相信失马，却未必不为福耳。此事向来朋友畏其辩博，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说，遂无一言及于儆戒切磋之意，所以使渠至此。盖有不得不任其责者。子约既敬之，于此恐不可不尽情也。叔晦必且家居待除，象先呈身之说，恐是且欲扬此虚声，以避守高之嫌，然亦不必如此也。季和闻亦不为久计，相见劝其早归，亦是一事。渠却甚归心恭兄教诲，与他人不同也。诚之恐难说话，盖本是气质有病，又被杜撰扛夯作坏了。论其好处，却自可惜也。恭兄文字状子已投之，当路如醉如梦，面前事尚不能管得，何可望以此等？但近日百怪竞出，不可禁遏，又甚于前。此既无可奈何，但当修其本以胜之，早为收拾平生文字训说之略成书而可传者，著为篇目而公传道之，则彼托真售伪者将不禁而自息矣。若但筑堤堙水，决无可救之理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