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此屡辱贻书，有所讲论，每窃怪其语之不伦，而未能深晓其故，只据一时鄙见所未安处，草草奉答，往往只是说得皮肤，不能切中其病。所以贤者亦未深悉，而犹有今日之论也。此虽微陋疏率之罪，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辨力扣，敷述详明，然后乃能识得前后所说之本意，而区区愚见亦因得以自竭，非小补也。盖详来喻，正谓日用之间别有一物光辉闪烁，动荡流转，是即所谓无极之真，所谓谷神不死。二语皆来书所引。所谓无位真人，此释氏语，正谷神之酋长也。学者合下便要识得此物，而后将心想象照管，要得常在目前，乃为根本功夫。至于学问践履，

碎凑合，则自是下一截事，与此粗细迥然不同。虽以颜子之初钻高仰坚，瞻前忽后，亦是未见此物，故不得为实见耳。此其意则善矣，然若果是如此，则圣人设教，首先便合痛下言语，直指此物，教人著紧体察，要令实见，著紧把捉，要常在目前，以为直截根原之计；而却都无此说，但只教人格物致知，克己复礼，一向就枝叶上○碎处做工夫，岂不误人枉费日力耶？《论》、《孟》之言平易明白，固无此等玄妙之谈。虽以子思周子吃紧为人，特著《中庸》、《太极》之书以明道体之极致，而其所说用功夫处只说择善固执，学问思辨而笃行之，只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，君子修之吉而已，未尝使人日用之间必求见此天命之性、无极之真而固守之也。盖原此理之所自来虽极微妙，然其实只是人心之中许多合当做底道理而已。但推其本，则见其出于人心，而非人力之所能为，故曰天命；虽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，而实无形象之可指，故曰无极耳。若论功夫，则只择善固执、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，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。如说求其放心，亦只是说日用之间收歛整齐，不使心念向外走作，庶几其中许多合做底道理渐次分明，可以体察；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，然后别分一心出外，以应事接物也。来书又云，事事物物皆有实理，如仁义礼智之性，视听言动之则，皆从天命中来，须如颜、曾洞见全体，即无一不善。此说虽似无病，然详其语脉，究其意指，亦是以天命全体者为一物之浑然，而仁义礼智之性、视听言动之则皆是其中○碎查滓之物，初不异于前说也。至论所以为学，则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实理，而特以洞见全体为功。凡此似亦只是旧病也。且曰洞见全体而后事无不善，则是未见以前未尝一一穷格以待其贯通，而直以意识想象之耳。是与程子所诃对塔而说相轮者何以异哉？来喻又疑《考异》中说韩公见道之用而未得其体，以为亦若自谓根原学问各有一种功夫者，此亦不然。前日鄙意正为韩公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，而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耳，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怀袖间也。此是学问功夫彻上彻下细密紧切处，向使不因来喻之详，终亦未觉其病之在是。今幸见得，不是小事。千万详看此说，子细寻绎，更推其类，尽将平生所认有相关处一一勘验，当自见得。如有未契，更宜反覆，不可容易放过也。安卿之病正亦坐此，向来至此，说得既不相合，渠便藏了，更不说著，遂无由与之极论，至今以为恨。或因与书，幸亦以此晓之，勿令久自拘絷也。大颠问答，初疑只是其徒伪作，后细思之，想亦有些彷佛。计其为人山野质朴，虽不会说，而于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实，故其言语有力，感动得人。又是韩公所未尝闻，而亦切中其病，故公既闻其语，而不觉遂悦之也。然亦只此便见得韩公本体功夫有欠阙处，如其不然，岂其自无主宰，只被朝廷一贬，异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？此等处极不可草草看过，更宜深体之也。其馀已具见于《考异·外集》卷中者，今不复论。然若不得此碑，亦无由见得许多曲折也。坡公海外意况深可叹息。近见其晚年所作小词，有「新恩虽可冀，旧学终难改」之句，每讽咏之，亦足令人慨然也。二诗亦未甚晓，不敢又便率然奉答。然恐亦只是旧来意思，但请只就前说观之，恐亦可自见得矣。盖性命之理虽微，然就博文约礼实事上看，亦甚明白，正不须向无形象处东捞西摸，如捕风系影，用意愈深而去道愈远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