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八日，具位谨奉书再拜，献于某官：熹尝谓天下之事有缓急之势，朝廷之政有缓急之宜。当缓而急，则繁细苛察，无以存大体，而朝廷之气为之不舒；当急而缓，则怠慢废弛，无以赴事几，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坏。均之二者皆失也。然愚以为当缓而急者，其害固不为小；若当急而反缓，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，不可以不察也。窃观今日之势，可谓当急而不可缓者矣。然今日之政则反是，愚不知其何以然也。去岁诸路之饥，浙东为甚，浙东之饥，绍兴为甚。圣天子闵念元元之无辜，倾囷倒廪以救之，而甚者至出内帑之藏，以补其不足，德意之厚，与天同功。熹于是时惫卧田野，而明公实推挽之，使得与被使令趋走之末。仰惟知遇，抚己惭怍。然自受任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无以仰承圣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于此时也，是以不惮奔走之劳，不厌奏请之烦，以尽其职之当为者，求以报塞万一。而乃奏请诸事多见抑却，幸而从者，又率稽缓后时，无益于事。而其甚者，则又漠然无所可否，若堕深井之中。至其又甚者，则遂至于按劾不行，反遭伤中。而明公意所左右，又自晓然，使人愤懑，自悔其来而求去不得，遂使因仍，以至于今。比日以来，神明消耗，思虑恍惚，两目昏涩，省阅艰辛，方欲少俟旬日，别上封章，冀蒙哀怜，得就闲佚，又以连日不雨，旱势复作，绍兴诸邑仰水高田已尽龟坼，而山乡更有种不及入土之处。明、婺、台州皆来告旱，势甚可忧。虽已一面多方祈祷，必冀感通，然天道高远，事有不可期者。万一更加旬日，未遂所求，则去年境界，又在目前。而上自大农，下及闾巷，公私蓄积频年发散，亦自无馀，后日之忧，必有万倍于前日者。熹之迂愚，固不知所以为计。诚恐虽以圣主之聪明圣智，明公之深谋远虑，亦未必有断然不可易之长策，真可以惠活饥民，弹压奸盗，而保其必无意外之患也。熹是以徬徨怵迫，未敢遽请，而复冒昧一罄其愚，惟明公试幸听之。窃惟朝廷今日之政无大无小，一归弛缓。今亦未暇一一条数，以慁崇听。且以荒政论之，则于天下之事，最为当急而不可缓者。而荒政之中有两事焉，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缓者也。一曰给降缗钱，广籴米斛。今二广之米，舻舳相接于四明之境，乘时收籴，不至甚贵，而又颗粒匀净，不杂糠秕，乾燥坚硕，可以久藏。欲望明公察此事理，特与敷奏，降给缗钱三二百万，付熹收籴，则百万之粟旬月可办。储蓄既多，缓急足用，政使朝廷别有支拨，一纸朝驰而米夕发矣。且往时不免转大农之粟，发内帑之币，以应四方之求矣，积之于此，与彼何异？而又乘贱广籴，利重费轻，殆与临期支拨，籴贵伤财者不可同日而语。且今米船已集，求售无所，停住日久，坐失本利，后者惩创，因不复来，无穷之害，实自今始，此一事也。二曰速行赏典，激励富室。盖此一策本以诱民，事急则籍之以为一时之用，事定则酬之以为后日之劝。旋观今日，失信已多，别有缓急，何以使众？欲望明公察此事理，特与敷奏，照会元降即与推恩，使已输者无怨恨不满之意，未输者有歆艳慕用之心，信令既行，愿应者众，则缓急之间，虽百万之粟可指挥而办。况是此策不关经费，揆时度事，最为利宜。而乃迁延岁月，沮抑百端，使去岁者至今未及沾赏，而今岁者方且反覆却难，未见涯际。是失信天下，固足以为今日之所甚忧；而自坏其权宜济事之策者，亦今日之所可惜也。谋国之计乖戾若此，临事而悔，其可及哉！此二事也。然或者之论则以为朝廷撙节财用，重惜名器，以为国之大政，将在于此二者之请，恐难必济。愚窃以为不然也。夫撙节财用，在于塞侵欺渗漏之弊，爱惜名器，在于抑无功幸得之赏。今将预储积蓄，以大为一方之备，则非所谓侵欺渗漏之弊也；推行恩赏，以昭示国家之信，则非所谓无功幸得之赏也。且国家经费用度至广，而耗于养兵者十而八九。至于将帅之臣，则以军籍之虚数而济其侵欺之奸；馈餫之臣，则以簿籍之虚文而行其盗窃之计，苞苴辇载，争多斗巧，以归于权倖之门者，岁不知其几巨万。明公不此之正，顾乃规规焉较计豪末于饥民口吻之中，以是为撙节财用之计，愚不知其何说也。国家官爵布满天下，而所以予之者，非可以限数也。今上自执政，下及庶僚，内而侍从之华，外而牧守之重，皆可以交结托附而得。而北来归正之人，近习戚里之辈，大者荷旄仗节，小者正任横行，又不知其几何人。明公不此之爱，而顾爱此迪功、文学、承信、校尉十数人之赏，以为重惜名器之计，愚亦不知其何说也。然熹亦尝窃思其故而得其说矣，大抵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，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；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，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指之计。此其自谋，可谓尽矣。然自旁观者论之，则亦可谓不思之甚者也。盖民之与财，孰轻孰重？身之与国，孰大孰小？财散犹可复聚，民心一失，则不可以复收。身危犹可复安，国势一倾，则不可以复正。至于民散国危而措身无所，则其所聚，有不为大盗积者耶？明公试观自古国家倾覆之由，何尝不起于盗贼？盗贼窃发之端，何尝不生于饥饿？赤眉、黄巾、葛荣、黄巢之徒，其已事可见也。数公当此无事之时，处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顾后，踰时越月而不能有所定，万一荐饥之馀，事果有不可知者，不审明公何以处之？明公自度果有以处之，则熹不敢言。若果无以处之，则与其拱手熟视而俟其祸败之必至，孰若图难于易，图大于细，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于此也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窥测，平居默然若无所营，而临大事、决大策，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。然从今观之，自其平日无事之时，而规模措画固已先定于胸中，是以应变之际敏妙神速，决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。况今祖宗之雠耻未报，文武之境土未复，主上忧劳惕厉，未尝一日忘北向之志，而民贫兵怨，中外空虚，纲纪陵夷，风俗败坏，政使风调雨节，时和岁丰，尚不可谓之无事，况其饥馑狼狈，至于如此？为大臣者乃不爱惜分阴，勤劳庶务，如周公之坐以待旦，如武侯之经事综物，以成上意之所欲为者，顾欲从容偃仰，玩岁愒日，以侥倖目前之无事，殊不知如此不已，祸本日深，熹恐所忧者当不在于流殍，而在于盗贼，受其害者当不止于官吏，而及于邦家。窃不自胜漆室嫠妇之忧，一念至此，心胆堕地。念不可不一为明主言之，而犹未敢率然以进，敢先以告于下执事。惟明公深察其言，以前日迟顿宽缓之咎自列于明主之前，君臣相誓，务以尽变前规，共趋时务之急，而于熹所陈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，则熹虽衰病，不堪吏役，尚可勉悉疲驽，以备鞭策。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，后来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绪葺理整顿，仰分顾忧。如其不然，则熹之愚昧衰迟，固不能为此无面之不托，而其狂妄，将有不能忍于明主之前者。明公不如早罢其官守，解其印绶，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渎圣聪，则熹也谨当缄口结舌，归卧田间，养鸡种黍，以俟明公功业之成而羞愧以死，是亦明公始终之厚赐也。情迫意切，矢口尽言，伏惟明公之留意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