熹昨承垂示盐法利害，累日究观，窃以为适今之宜，莫便于此。及询诸乡人，则其说不无同异，不敢不以闻。盖问之崇安之人，则比其旧费略有所省，无不以为便者。问之建阳之人，则云千金之产，今日买盐，所折不过千钱，而新法输钱半倍其旧，又须出钱买引盐食之，计引盐至建溪上流，比之今价，亦不能甚贱，则其为利为害未可知也。两邑之数，具之别纸，可见其实。又不知他邑如何尔。然熹窃谓法之大体，实已利便。盖彊弱均敷，已宽下贫，应役之民便省陪费。又凡种种弊倖，皆无所自而作，固不可以轻变。但更须博尽众谋，多方措置，使输钱之数比旧稍轻，买盐之价比旧顿减，即公私两便，法可久行。若其不然，则官户豪宗昔幸免而今例输者，横议纷纷，必有所缘而起，虽有良法美意，不可行矣。窃尝思之，引价之所以贵，以引额之数拘之也。本钱之所以多，以所支之数取之也。此盐之所以贵也。卖引之额所以狭，以所运之数拘之也。海船之钱所以取，以般运之费计之也。此计产输钱之所以重也。欲致二利，去二害，在乎罢海仓之买纳而已矣。诚能罢海仓及下四州诸县之买纳，而使客人请引，南自漳、泉，北至长溪，各从便路，径就埕户买盐兴贩，则引价可减，本钱可轻而盐贱矣。引额可增，海船可罢，而计产所输亦薄矣。夫海仓为盐法蠹害之根本，使台知之详矣。下四州诸县买纳之弊不异乎海仓，而漳州以盗卖合支产盐，重为民害，使台知之亦详矣。使其无害于今日所议之法，犹将废置以蠲积弊，况所以增官盐之价而厚私盐之利者，皆在乎此，岂可以不罢而改图其新乎？夫卖引之额，以上四州逐年运到一千万斤者为率，而海仓每岁所取亦止此数，尚有乏绝不继，停留纲运之时，故引价至于二十三文而患其贵，引钱止得二十三万而患其少，皆此之由也。熹窃谓夫一千万斤者，官运之正数也。若夫出于埕户，搭于纲船，漏于步担而散于四郡之间，食之无馀者，一岁又何啻数百万斤？此乃埕户所煎、民间所食之实数。而前日弃之，以为私贩之资者，正以海仓侵盗本钱，稽留割剥，使埕户不愿输官，而宁私为贱鬻，以救目前之急故也。今若罢去海仓而收此数百万斤者并入引额，则引价每斤可减数钱，而所以收引钱大数反增于旧矣（谓如增作一千五百万斤引，而一斤止卖二十文，亦得三十万贯。恐不止此数，更乞筹之。）。又使埕户更无私盐可卖而官盐益快，何惮而久不为此？夫所以使客人纳盐本钱每斤十二文者，将以给埕户为循环本也。今官收而官给之，在客人则为枉费，在埕户则无实利，曷若使埕户客人自为贸易而官封之（沿海逐县专委令丞或簿尉。），则客人不费四五文可得盐一斤，每斤所省数钱，足以具舟楫、资往来；埕户售盐一斤，实得四五文，比之请于官司，名为十二文，而经过官吏揽子之手，什不得其一二者，大相远矣。所以使州县桩海船钱五万馀贯者，本为漕司自海仓运至怀安，以待客贩也。若罢海仓，而使客人径从便路兴贩，则此钱固已在所蠲矣。行此数者，使引价可减，本钱可省，则官盐自贱而私贩自戢；引额可增，海船钱可罢，则此两项所增所罢之数，以减计产所输之数，亦不啻什四五矣。下四州人户则使径就埕户买盐，不限引法，但立法以防其兴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。此外非熹闻见思虑所及。但议者见使司自王侍郎以来，三四年间代纳上供，其数不少，或谓增盐尚有可减之数。更望计度，如其可减，则愿更减分数，于三项立法之中，均退几钱，尤为久远之利。使闽中之人相与称曰：盐法之利于吾民，自陈公始，子孙不忘，岂不休哉！鄙见如此，未知当否？以下问之勤，不敢虚辱。既采民言，又竭愚虑，以称塞万分。狂妄之罪，尚冀高明矜而恕之。幸甚幸甚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