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之降才固已不同，而文人之才尤异。将使之发册作命，陈谟奉议，则必畀之以闳富淹贯温厚尔雅之才，而处之以帷幄密勿之地。故其位与才常相称，然后其文足以纪非常之事，明难喻之指，藻饰治具，风动天下，书黄麻之诏，镂白玉之牒，藏之金匮石室，可谓盛矣。若夫将使之阐道德之原，发天地之秘，放而及于鸟兽虫鱼草木之情，则畀之才亦必雄浑卓荦，穷幽极微，又畀以远游穷处，排摈斥疏，使之磨砻龃龉，濒于寒饿，以大发其藏，故其所赋之才，与所居之地，亦若造物有意于其间者。虽不用于时，而自足以传后世。此二者，造物岂真有意哉？亦理之自然，古今一揆也。大丞相太师益公，自少壮时，以进士、博学宏词叠二科起家。不数年，历太学三馆。予实定交于是时。时固多豪隽不群之士，然落笔立论，倾动一座，无敢婴其锋者，惟公一人。中虽暂斥，而玉烟剑气三秀之芝，非穷山腐壤所能湮没，复出于时，极文章礼乐之用。绝世独立，遂登相辅，虽去视草之地，而大诏令典册，孝宗皇帝犹特以属公。呜呼！圣主之心，亦如造物，非私公以富贵。盖大官重任，不极不久，则无以尽公之才也。公既薨逾年，公之子纶以公遗文号《省斋文稿》者，属予为之序。公在位久，崇论宏议，丰功伟绩，见于朝廷、传之夷狄者，何可胜数，予独论其文者。墓有碑，史有传，非集序所当及也。开禧元年十二月甲子，太中大夫、宝谟阁待制致仕、山阴县开国子、食邑五百户、赐紫金鱼袋陆某谨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