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有天地以来，俗几变矣。结绳之世，民以恬淡相忘，故其俗朴；可封之世，民以辑睦相亲，故其俗和。至叔世则乖矣，以利害相雠而已，故其民可诛。相亲之不能，反乎相忘，势也。势，圣人无如之何也。直以和凝朴，使不流于乖则已矣。相亲之变而为雠，政也身先而民随焉，不可禁也，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。使圣人能复太古之相忘，吾知圣人有所必为；使叔世能乐其民之相雠，吾意夏、商亦自不弃。吾独怪夫商君之治秦也，民故相亲，而立法以携之；俗未相雠，而设法以斗之；势可为而不为，反推而纳之至乖至戾之地。吁，可骇也，鞅之立法也！设什五以相师，而专以告奸为赏罚；有两男者必出分，而不分者倍其赋。是驱民为告讦而禁民为孝弟。呜呼！孝弟，亲睦之所由生也，而禁之，则民若何而可亲？告讦，怨雠之所从起也，而导之，则民若何而不雠？故鞅之法行，而秦民无欢心矣。怡愉之乐不畅于闺门，窥伺之恶交作于邻里，使之无熙熙自遂之适，而常有惴惴意外之忧。鞅固前知其然，而为之不恤也。赵广汉之治颍川，恶其俗之相党，设缿筒以招讦，俗行诡谲，以启怨雠，务使其民不为朋而已，而不知告讦之祸，惨于民俗之相党也。行之未几，颍川家家作仇，特未相兵耳。倘微韩延寿开礼逊之端，黄霸阐循良之政，则广汉刻薄所致，安知颍川之不秦也！汉之文帝，承秦之馀，旧染犹在，文帝一以君子长者待之，镇之以渊默，示之以敦朴，行之以质直重厚之人。比其久也，昔之告讦无行，谇语无亲者，人人自重，耻言人过。大汉之人，荡然与太和同风，乃知书可焚，儒可坑，是古者可禁，惟民生厚者，不销铄也。封德彝曰：「三代以来，骄诡日滋。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盖欲治而不能，非能治而不欲」。岂其然哉，岂其然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