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武帝即位，仲舒以贤良对策。制曰：「欲闻大道之要，至论之极」。仲舒对曰：「道者，所繇适于治之路也，仁义礼乐皆其具也」。复对曰：「夫乐而不乱，复而不厌者，谓之道。道者，万世亡弊。弊者，道之失也。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。是以禹继舜，舜继尧，三圣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」。

臣闻道之难言久矣。武帝之策仲舒，曰「欲闻大道之要」，仲舒之对，反复天人之际，《春秋》之旨，诚达于治道矣。继曰「道之大原出于天」，其亦知道本欤？昔者仲尼之语学者，盖曰「志于道」，又曰「吾道一以贯之」，未尝以何者为道，以其贯于一则无不在焉。及其系《易》，则曰：「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」。是三才之位虽不同，其为道一也。又曰：「一阴一阳之谓道」。是道不可以名言，视其所谓阴阳者，则知道矣。阴阳即刚柔也，刚柔即仁义也，其义虽不同，其所以为道亦一也。自人言之，其静而无为者道，动而有为者亦道也。后世不能明夫此，故子思、孟子特于性命之间发之。子思则曰「率性之谓道」，孟子则曰「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」。推而至于尧舜之相授，盖亦曰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」者。夫人心岂有二哉，惟精而一，则能执其中矣。故曰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既得其中，安往而非道，固无动静之分也。以之治己由是也，以之治天下亦由是也。自佛老之教兴，举世但以治心养性者为道，而以施于天下国家者为外物，以寂然不动者为道，而以视听言动者为前尘。于是判而为二，始不能合而言、精而一矣。韩愈之徒，既是不足以知道，且诋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以为非道。且清净寂灭者，固亦所以为道也。粗见其体而遗其用，故举天下之事以为前尘、外物，而皆欲不为，则失其为人者矣。失其为人者而欲为天，是亦不知天人之道，易地则皆然之理也，可谓本末不并行矣，其弊可胜言哉？汉兴，虽张子房之学，曹参之治，皆曰会道而未能免于斯弊。故臣感于仲舒之言治道者，忘其浅陋而一辨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