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子之所以急于学者，将以知道也；唯知道，然后能用权。天下之事，是非曲直晓然无疑者，虽以三尺之童循守涂辙而行，犹能不至甚失。至于事之似是而非、似同而异者，苟无道以权其轻重，则差之于毫忽之间，虽才智高明之士或有时而不免矣。李德裕在蜀，吐蕃以维州来降；牛僧孺为相，挟怨而沮其谋。后之言利者谓此州吾故号无忧城，韦皋竭力经营而不得，今也得之，可使山西八国乡风面内；吐蕃合水、鸡栖等城既失险阨，自须抽归，坐减八处镇兵，而收旧地千有馀里。守义者谓信义为国之大本，诸侯者礼义之所在，弃盟废信，徇利忘义，在平人犹足为羞，况天子而为之乎？二说纷纭，历数百年，相非不已，是皆无道以为之权也。苟无道以为之权，则言利者必入于变诈，守义者又几于陋儒。虽彼善于此则有之，至于失道则均也。夫信义者固有国之大本，而生民之常经也，然于守信行义之中，当有道以为之权。故孔子曰：「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」，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哉」！孟子亦曰：「大人者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唯义所在」。仲尼、孟子岂欲后世之士薄于信义哉，盖以守常而不知变，则有时失节而害义也。吐蕃于唐，虽设盟结好于前，废约败盟于后。维州来降之前，岁犹兴师而围唐之鲁州。既已入人之境，围人之城，侵其土地，杀其人民矣，前之盟约果可信乎？彼乘间隙，唯利是图，我乃守盟，坐受其毙，如是而为信义，亦何异于宋襄公之为仁义耶？愚以为若无鲁州之隙，则维州虽降，不可受也；今既尝围鲁州，是彼先废前日之盟矣，曲不在我。以直报怨，德裕取之未失也。量其曲直，酌其当否，夫是之谓用权。呜呼，若僧孺者挟私怨而败国事，王法所宜诛也。为人臣而若是，犬彘将不食其馀矣，哀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