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辱示劄目，见咎不科敷百姓，异哉足下之言也！本所以财赋为职事，应副诸军，自当竭力。若是军须阙乏，有功将士合赏，但于王少卿取办可也。至于科敷不科敷，他人何预哉？仆中原人，蜀中无一毫生业，亦无亲族寓居，其不科敷，何私于蜀？盖以大军十馀万众，仰给于此，不得不爱养其力，否则三军坐困矣。如足下辈月俸岁廪不从空虚中来，亦知其所自乎？朝廷德意深厚，每务宽恤，东南调度如此，亦不闻歛取于民，四川独可横赋乎？国家养兵，所以保民，而足下乃谓「军民不两立」，恐非安民和众丰财之义。又云「用兵本约两月，今已四个月，然则解严未可期也」，若本所当时便徇诸处无艺之求，只作两月计，则今日何以支吾？事未可期，则所费无限，不且爱养民力以备方来之须，将如异日何？仆之不歛于民力，所以为诸军也。用兵百三十日，糗粮、草料、银绢、钱引，所在委积，未尝乏兴，而足下乃尔云云，不知军行出入，何处阙钱粮，何处阙草料？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赐，自是诸军应报稽缓，文字才到所，立便给散，略无留阻，祗须俟有功；诸军既无功状，本所凭何支破？散关前攻不下，闻自有说，莫不为无银绢钱引否？不知散关是险固不可取乎？是有可取之理而无银绢钱引之故，士卒不用命乎？若可取而士不用命，岂计司之责，必有任其咎者。况闻攻关之日，死伤不少，则非士卒之不用命矣。自来兵家行动若逗挠无功，多是以粮道不继嫁祸于有司以自解，亦不闻以无堆垛赏给为词者也。国家息兵二十年，将士不战，竭四川之资以奉之。一旦临敌，更须堆垛银绢而后可用，则军政可知矣。且如向来和尚原、丁刘圈、杀金平诸军大捷，近日吴宣抚取方山原、秦州等处，王四厢取商、虢等州，吴四厢取唐、邓州，亦不闻先垛银绢，始能破敌也。朝廷赏格甚明，本所初无悭吝，如秦州始平之初，得宣司关状，即日行下鱼关支散，何尝稍令阙误？兼鱼关签厅所备金帛钱物充盈库藏，宣抚不住关揆，岂是有无桩办耶？顾生民膏血，不容无功而得耳。假令仆重行科敷，积金至斗，诸军衣粮犒设支赐之外，若无功效，一钱岂容妄得哉？若果有功，亦岂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赏乎？诸军但务立功，无患赏给之不行也；但管取足，无问总所科敷与不科敷也。刘晏歛不及民，何害李、郭之勋？李晟屯东渭桥，无积资输粮，以忠义感人，卒灭大盗。足下以书生为人幕府，不能以此等事规赞主帅，而反咎王人以不歛于民，岂不异哉！九月以后，兴元一军已支拨过钱引二十八万道、银绢二千匹两，而糗粮、草料与犒设支赏不与焉，亦不为不应副矣。若皆及将士，岂不可以立功？有功当赏，而未得者何人也？朝廷分司庀职，各有所主，而于财贿出纳为尤严，经由检察，互相关防。所有屡降指挥，凡有支费，宣司审实，总所量度，此古今通义，而圣朝之明制也。足下独不便，何哉？来书谓：「攻散关时，若得银绢一二万匹两、钱引一二十万道，桩在凤州，有此重赏而贼不破灭，无有也」。桩在凤州与在鱼关何异？方宣抚以攻守之策会问节使时，亦不闻以此为言。今散关、凤翔未破，足下可与军议，取散关要银绢引若干，取凤翔要若干，可以必克，本所当一切办集，足下可结罪保明具申，当以闻于朝廷。如克敌而赏不行，仆之责也。若本所抱认而不能克，足下当何如？仆前后见将帅多是忠义赴功、捐躯报国之人，只缘幕中导之或非其道，以至害事。如姚帅之贤，固不肯妄听，然足下自不应为此异论也。万一朝廷闻之，得无不可？某尝备员剡荐，预有惧焉，且宜勉思婉画，审重语言，勿恤小利以败大事。但得主帅成功，足下复何求哉？信笔不觉喋喋，幸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