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》志夷狄，于吴、楚独详，以为吴、楚皆大国也。吴为封豕长蛇，荐食上国，而楚奄有荆蛮，凌轹中夏独甚，故圣人谨而志之，常防其渐而惩其僭窃桀骜也。成七年，吴伐郯，始见于经。十五年，会于钟离，则始与中国通好而已。至哀十三年会于黄池，则已骎骎逼华夏矣。故圣人书始，其始伐郯，欲中国制御其渐；然而不少忌惮，卒有黄池之盟，恶中国不能攘夷狄，使吴得以主夏盟也。不书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，不与夷狄之盟中国也。楚则又甚矣。庄十年，书「荆败蔡师于莘」，荆始见耳。至僖元年，书「楚人伐郑」，则楚遂称人也。四年，书「屈完来盟召陵」，则楚遂称其臣姓氏也。十九年冬，「会陈、蔡、楚、郑盟于齐」，则楚遂会盟矣。二十年，「宋公、楚子、陈、蔡、郑、许会于孟」，则楚遂书子，寖以强大，自是始率列国伐人矣。二十七年，书曰「楚人、陈侯、蔡侯、郑伯、许男围宋」，用见诸侯累累受制夷狄。然圣人不与其伐人，书曰「楚人」，罪之也。故二十八年「楚杀其大夫得臣」，书其臣而又不言氏，甚恶楚之寖以强大也。及文九年，「楚子使椒来聘」，则其于聘始书爵，然其臣又不氏，不以中国待之，所以见夷狄强而诸夏微，以为如此而不制，则噬脐之祸，不可为矣。于是宣十一年遂主盟焉，书曰「楚子、陈侯、郑伯盟于辰陵」，罪中国不能制夷狄而又服属之也。自是不复可言矣，虽其大夫亦主盟矣。成二年，「公会楚公子婴齐盟于蜀」，恶其大夫主盟，所以深罪中国之诸侯也。至昭四年会于申，于是乎楚会诸侯，争长诸夏，遂至执徐子，灭赖，灭陈，灭蔡，伐徐。至定四年，天王遣刘文公合十七国之师于召陵，仅足侵其疆耳。由是观之，申之会、黄池之盟，吴楚之张大，于是甚矣。向使中国制之得术，何至是哉？圣人于二国，独始终而详志之，以为后之兴衰拨乱者之戒也。故曰：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