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月令》见今《戴记》。汉贾逵、马融、蔡邕、魏王肃，皆以为周公作。晋孔晁因曰：「周公制十二月赋政之法，作《月令」》。而郑康成、高诱等以为秦吕不韦时集诸儒作，唐孔颖达因曰：「不韦十二月纪，正与《月令》文同，而小异者才三数字耳」。束皙则又以为夏时之书；刘子圭则又以为秦诸儒取圣王月令之事记之；牛里仁则又以为杂有虞夏商周之法，不得全称周书，亦未可全称秦典。然窃考之，周三公不称相，至六国时始称相，而《月令·孟春》曰「命相布德和令」。周有大司马无太尉，至秦官始有太尉，而《月令·孟夏》曰「命太尉赞桀俊」。周有内宰无奄尹，而《仲冬》曰「命奄尹申官令」。周有酒人无酋人，而《仲冬》曰「命大酋秫稻必齐」。周以建子为正，而《季秋》曰「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」。周以上春衅龟，而《孟冬》曰「命太史衅龟」。周五时迎气，皆前期十日齐，而《孟春》曰「先立春三日，天子齐」。又若《孟春》言「兵戎不起，不可从我始」；《仲冬》言「农有不收藏积聚者，马牛畜兽有放佚者，取之不诘」之类，决非周公语也。则《月令》不出周公时明甚。然当吕不韦时，秦始皇未并天下，尚称王，而《月令》云天子；秦未改周政，而《月令》以孟冬为岁首；不韦方招致宾客游士，欲以并天下，食客至三千人，家僮至万人，而《月令·仲冬》云「罢官之无事者」。凡此又疑不尽为吕氏时书也。若以始皇既并天下称天子，而秦人取不韦书增加之为《月令》耶，则始皇既并天下，罢侯置守矣，而《月令·孟夏》曰「行赏封诸侯」。始皇置三十六郡矣，而《季夏》曰「命四监，大合百县之秩刍，以养牺牲」。始皇以十月朔为正矣，而《季冬》曰「天子与公卿大夫，共饬国典，论时令，以待来岁之宜」。始皇子弟为匹夫矣，而《季冬》曰「命同姓之邦，共寝庙之刍豢」。始皇更民名曰「黔首」矣，而《孟春》曰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民」。始皇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矣，而《孟春》曰「天子载青旗，衣青衣」。凡此则又非始皇为帝时书也。既非周公时书，又非吕不韦书，又非始皇既为帝时书，则《月令》果何人作耶？予详求其说，盖以为吕氏使其客人人著所闻，集论以为十二纪，初非出一手也。至汉淮南王安，与苏飞、李尚及诸儒大山、小山等著书，又取吕氏十二纪附益为《时则训》，今见《淮南鸿烈解》，盖亦诸儒为之，而非出一手也。夫十二纪既非出一手，汉人取而附益之又非出一手，已而礼家抄合于《礼记》，则《月令》岂一人之为哉？意不韦宾客著所闻，或取虞夏商周之遗典，或据时事以为说，其后汉诸儒又增加之，故《月令》官名时事，杂用虞夏商周秦汉之制。何以知《月令》杂用虞夏商周之制也？盖鸾车，有虞氏之路也，而《孟春》曰「天子乘鸾路」。周之大司寇，在夏为大理，而《孟秋》曰「命理瞻伤察创视折」。又凡《月令》，皆本夏时，多与《夏小正》合；而车旗衣服，皆取于商之制而有变焉。以此知其杂用虞夏商周之制也。何以知《月令》杂用汉制也？按前所论，季秋「合诸侯，制百县，为来岁受朔日」。以为周，则不当谓十月；以为秦，则不当言诸侯。盖淮南王安与诸儒著书在文帝时，汉犹以冬十月为岁首，而又有诸侯，故「合诸侯」与「为来岁受朔日」之说，惟稽之汉制，无龃龉不合者。当是汉儒增加不韦《季秋纪》中语，而汉人传者，因以《鸿烈解》为正，并易吕氏《季秋》本文，从《时则训》，礼家又取以为《月令》，故今三书季秋「合诸侯」与「为来岁受朔日」文皆同。以此知其杂用汉制也。何以知汉人取十二月纪增加之也？按《周礼》秋献龟，与凡取龟皆用秋时，实夏之秋耳，《月令·季夏》乃曰「命渔师伐蛟取鼍，登龟取鼋」。盖作《月令》者，误以秋献龟，据周秋之也。周之八月，夏之六月，故妄于季夏言登龟。以其误妄，知汉人增加之也。又按《时则训》：「孟春之月，招摇指寅，其位东方，其日甲乙。盛德在木，服八风水，爨箕燧火。东方御女，青色，衣青衣，鼓琴瑟。其兵矛，其畜羊，朝于青阳左个，以出春令」。凡此类皆吕氏书所无，则汉人增加亦多矣。岂惟《季秋纪》哉？郑康成于「鸿雁来」注云：「今《月令》『鸿』皆为『候」』。孔颖达谓《月令》出有先后，入《礼记》者为古，不入《礼记》者为今。盖戴圣删大戴书为四十六篇，谓之《小戴记》，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，融又足《月令》、《明堂位》、《乐记》，合四十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