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有天下，遂以文治。至庆历中，仁祖始命郡国立学宫。圣圣相授，逮崇宁初，徽宗皇帝因故业而大之，学校始遍天下，遐方僻郡，莫不兴行仁义，遵先王之业，循前圣之轨，与中州之士校功争能。既更兵火，郡县之学率皆湮替不振，圣上闵焉。乃绍兴壬戌二月丁亥，制诏诸路守臣兴学如故事。于是右奉议郎、直秘阁、知州方滋言：「郡旧有学，在望云门之西偏。建炎中，本郡因仍简陋，即州治之东故宾馆以为学，规模湫隘，不足以赢来学之士。前临河渠，旁迫治所，諠嚣混淆，失夫古人处士于燕閒之义。请更诸旧基，以诏令从事」。四月壬午上尚书省，礼部以为宜，是年壬戌下其事于州。乃审面势，计间楹，量功庸，虑材用，诹日庀事，赋诸任职之吏，而时视之。取财于兴利之馀，积赀于经用之外，属徒于复作之隶。凡百工之用售值于官者，皆厚于私家，上不谂有司，下不烦民力，功甚大而人得以食其力，役踰时而众无所病其勤。作殿于前，以奉我圣师；筑堂于后，以讲术业。斋宿有所，弦诵有舍，步櫩周垣，门庖湢浴，莫不备具。先是，学无书籍，乃市书于四方略备，贮之以库，而谨其出内焉。屋凡七十有三间，高明轮奂，无限厥初。以六月乙亥始事，以十月庚申告成。邦士夫夫、群儒游士耆稚毕会，仰视叹息，咸多太守之义，曰：「是能钦天子之诏而承之以敏矣，其将以是为风化之原，接邦人于道也，可不有载乎」？于是太守重违其意，以书具其事来告，愿有以记之。予辞不能，复谓予再官于秀，出入四年，其独无情乎？因为之记曰：夫仁义治化之本，礼乐所以文仁义也，而学校所以寓礼乐也。故《大司徒》以六德六行教民，而终之以六艺，则所以文仁义者有其具矣。以六礼六乐为教，而必肄之于学，则所以寓礼乐者有其所矣。仁义无以文之，则人不知孝弟之可乐；礼乐无以寓之，则方且藏在有司，掌于容官，何以习民之视听哉？故古者行礼必于学，是以乡大夫既登贤能之书，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，曰和、曰容、曰主皮、曰和容、曰兴舞。说者以为和谓其闺门之内行也，容谓其容貌也。杜子春以和、容为和、颂，谓其能为乐也。盖庶民无射礼，独有主皮之射，故卿大夫因行乡射之礼而览视之。夫既登其贤能而使之有所劝，又询之以礼乐而使之有所慕，斯民之从之也无难矣。然则学校之教，岂徒逮于学士弟子哉，虽庶民亦与也，为治者可不务乎！今太守既能承天子之诏，兴起黉舍，以崇乡里之化，是当有载也。太守字务德，世家桐庐，贤而有文理，其为秀治迹甚众，兴学校以育人材，乃其一事云耳。绍兴癸亥十月辛酉，襄阳张嵲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