呜呼！先圣贤人之能以道诏天下者，非言莫载；言之所以传后世者，非经传简策莫考。后世之人，自天子而达于庶士，欲以求圣贤之道而措于大中之理者，非学莫能入。学之不可以已久矣。鲁昭公十八年秋，葬曹平公，往者见周原伯鲁焉，不说学，归以语闵子马。子马曰：「周其乱乎！夫必多有是说，而后及其大人。大人患失而惑，曰：无学不害。不害而不学，则苟而可，于是乎下陵上替，能无乱乎」？至二十三年，景王崩，子朝争立，召氏、毛氏奉子朝以逐王猛，成周大乱，终于悼王失位而崩，敬王奔走，不能保其社稷，诸侯助之，仅以复位。王室之乱者十有八年。昭公二十九年，其书曰「原伯鲁之子」者，杜预以谓终不说学，盖先儒深疾之意也。夫天下之乱，风俗之坏，未始不由于君子不能正身以仪下，而反沦胥以败者也。故下之人倡为是说，而大人不能正，既见己之不学而亦能在高位也，又见当时之人不学者众，而措之于治，未有覆亡颠陨之祸也，故以为「无学不害」。反是其语而以身徇之，其所以致大乱者，职此之由也。夫不学而致乱者犹之可耳，既以不学而致乱，乱而滋以学为非者，其患又甚焉。若不救其弊而拯其溺，则后将为鬼为蜮，不可复振矣。本朝之所以致败乱者，固不一涂，要之法度乱而纲纪废，人才蔑而圣言亡，皆不学之过也。世之愚夫愚妇徒见兴学校三十年，服儒衣冠者满天下，上之公卿大夫，下之百执事之列，皆由此涂出，以为儒者之盛，古未有也，而终于庙社沦亡，海宇震荡，民人涂炭。故循其外而责之曰：「是儒者之祸天下也」。一人倡之，千百人和之，亿兆之人莫不谓然。次及朝廷之公卿大臣，己既不学，而不知先贤人之道真可以已乱而致治，如稼而穫、如蚕而绩之可必也，初不能以是折天下之言，而反比于愚夫愚妇闾阎里巷之说，而遽以口承之，亦曰乱天下者吾儒也。痛哉！夫所谓儒者，学先圣之道，明诸子百家之言，达古今理乱成败之事，措之于治则君昏能正之，国乱能理之，四夷不服能宾之，风俗败坏能美之，节义不修能立之，军旅不振能激之。夫是之谓儒。不知前日之大臣号为儒者，能如是而致乱乎？将不能而致乱乎？其曰不能而致乱，则是所用非儒也；用非儒而致乱，而儒反得罪，则是饥食乌喙而致病，反屏稻粱而不御也，不亦惑甚矣乎！呜呼，本朝自三十年来，未尝有儒而用之也，其群萃而养之者，率不学之人尔。人各占一经，苟能通王氏说，则足以取科第；甚者于王氏说亦不能通，徒剽贼人语，苟能为所谓大义者，亦足以升名于礼部。此曹一旦入仕，其狡焉者则急日月、犯风雨以数干公卿之门，冒没谄谀，以取显美；其碌碌者则沉州县，以簿书期会为急。其于圣人大中致理之道，古今成败之务，未尝闻于耳而著于心也。何者？所以养之非其道也。自朝廷号为以经术取士以来，人皆高谈阴阳性命之说，以诳惑聋瞽，而不知圣人之术乃所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，而徒事空言以为大，夫何切于事理哉！夫古之能明经术者莫若汉儒，如贾生之明治体，晁错之通术数，公孙弘以儒雅辅治，隽不疑以《春秋》拒奸，司马迁修《史记》以正褒贬，刘子政推灾异以辟王氏，类皆有益于世者，岂若后代徒事空言者哉？学如数子，可谓无愧矣，措之于天下国家可以致治平必矣。审如此，则圣人之道与夫后之学为是者，果何负于天下哉而罪之也？今夫经传、子史、百家之言，无非仁义礼智信之说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道，善恶、成败、祸福、治乱之迹，可以劝戒后世者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至于汉唐之世，所以为治，不过于此。今若舍是而不学，以谓不足已乱而致治，而曰我惟军旅战斗之为务，是专欲以力服天下也。纣之百克而卒无后，项羽七十馀战皆胜而卒死东城，设能如是，犹不足以致治，况又不能，不亦可笑矣乎？或曰：「今兹上之人未必不说学而罪儒，特以兵革未息，故先其所急也」。呜呼，是圣人之道无益战陈军旅之事耶？孔子曰：「我战则克，祭则受福」。与夫夹谷之会，武子之台，所以折齐侯不得施无礼于鲁，却费人不得致难于君者，为何如哉？《传》曰：「礼乐慈爱，战所畜也」。又曰：「夫民让事、乐和、爱亲、哀丧，而后可用也」。夫所谓礼乐慈爱之事，不既具于圣人之经乎？晋文公之教其民，必示之义，示之礼，示之信，而后为可用。则所谓义信与礼不既具于圣人之典籍乎？不特惟是，自古名卿才大夫所以经纬其国，折敌人之冲，整军而经武者，与夫良将壮士之所以杀敌致果、保大定功者，不既具于历代国史，与夫诸子百家之说者乎？若此之类，皆非不学者之所能究也。今人之言曰：「我惟兵书之知」。今之所谓兵书者，不过七书耳；而不知自六经已降及百家诸子之书，其言战陈军旅之事也悉矣，何独七书云乎哉？为是语者，是又不通之过也。余大惧不学非儒之说澶漫于天下，使后世之士久而无以取正，是以敢私论著之，以告于知者，以号于天下，以彻于上人之听，庶无蹈周原伯鲁之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