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前汉书·杨仆传》：东越反，上欲复使将，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。臣以为汉武帝罢敝中国，外事四夷，上之无以法先王，下之无以训后世，其事固不足称说；至其御将之方，凛然有高祖风烈。杨仆虽不逊，然已破一国，封侯，功亦盛矣。及再用师东粤，下诏敕责，威震怒赫，不少假借。既破东粤，封爵无所增加。其后与荀彘伐朝鲜，卒为郡县。坐争功相妒，彘弃市，仆亦赎为庶人。汉之用人，有功者犹以辜罪不赏，况无功而可以觊恩幸哉？迹其偏师绝漠，则河南为空；抗旗西指，则宛马随至。观其用将帅如驱羊，威夷狄如靡草，师行数十年，所向无不如志，有以也夫！故贾谊论国势欲如臂指之相使，而左氏之论师亦贵于能左右之，皆欲其有律以如己也。若夫偏师佐济，有违律如先縠，马首欲东，不逊如栾黡，藉使其有克敌致果之烈，斩将刈旗之功，若以法绳之，亦将复奸命之诛矣。如武帝之厉杨仆，臣窃有取焉。

《后汉书·张敏传》：建初中，有人侮辱人父者，而其子杀之，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，自后因以为比。是时遂定其议，以为轻侮法，驳议。臣谨按《吕刑》称皋陶曰：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」。盖刑以当罪得中为尚。《传》言赏不僭而刑不滥。赏僭则惧及淫人，刑滥则惧及善人，不幸而过，宁僭无滥。盖中者刑之常也，刑失于中，过与不及，均谓之不幸。与其不幸而纵有罪，特愈于不幸而杀不辜耳，然孰若得其中之为懿也。奈何后之人弃其用刑之中，而专取其纵有罪者循之以为常哉，此不思之甚也。臣窃见近世俗吏不知圣人制刑之意，凡杀人而谓之情理可悯而谳，有司者率以其被杀之人或尝詈殴，或詈殴其亲，及尝有所侵欺，从而不忍，或以他物拳手杀之，即死者皆以为情理可悯。谳既上，则无不释死者。此风相习既久，凡杀人者莫不能附会其情以求免。自数十年来，杀人者类不死，而近日为甚也。夫殴詈侵欺，轻坐也；死，重辟也。今小人无知，鲜不以殴詈侵欺为常；从而杀之者，其罪得释，臣以为轻重不等矣。又小人之斗，未有不缘先有争竞不平之事，然后至于斗者，及斗而至于死，则曰彼尝先犯我，我用是杀之。为之吏者因而恕之，则凡天下杀人者皆可无死也。是有司设情理可悯之议，而开天下相杀之路也。若能止杀犹惧不可以训，杀者滋众而法不为变，此臣之大惑也。刑失久矣，然莫有为言者，何哉？避其名为刻薄耳。呜呼，以刑当罪为刻薄，以纵有罪为宽厚，不特刑失也，名实又失矣。人徒知生杀人者以为恩，而不知被杀者抱侵冤之恨无穷也。张敏之议，殆亦为是而发耳。臣愿明诏天下司狱之吏，凡奏谳者必情理实可悯，然后为谳；凡当谳者，专令本州长贰审定，方许奏上。庶使天下无敢轻杀人者，此先王制刑之意也。

《唐书·李回传》：会昌中伐刘𬓲，武宗虑河朔列镇阴相缔以挠兵事云云，至未及期二日，贼平。臣窃观唐自安史之乱，握兵据土者浸以难制。至德宗始务裁抑，其后惟以姑息为事；至宪宗威令稍振，而不克终。㳽漫及于武宗，强藩巨镇，根蟠节错，盖甚于曩时矣。然得一李德裕为相，指挥号令，一时盭夫悍将俛首听命。故回一使而洪钦、元逵夺气于辅车之诏，卒取三州以自效，而王宰、石雄属鞬道左，震恐而授破贼之牒。未几刘𬓲授首，泽潞遂平矣。世之人徒多德裕之能任职，而以回有将命之材，而不知所以能成其功者有以也。伐𬓲之役，议者初固不以为然。𬓲未下，而太原又逐其主帅李石，奉裨将扬升主留事，朝廷颇以为忧。议者益言兵可罢。向非武宗不夺于浮议，虽有德裕数十辈何益，而况于回乎？韩愈谓宪宗伐蔡之功，惟断乃成，臣于泽潞亦然。岂独二宗为然哉，循其理而观之，虽百世可知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