横渠先生《编年历》，自黄帝至于本朝，上下数千百载，其书详矣。以博大父康节所著《皇极经世》参之，《皇极经世》己巳，周文王没，后九年丁丑，武王观兵于孟津；又二年己卯，伐商。《编年历》丁卯，文王断夏芮之讼，乃受天命；后九年乙亥，文王没；又二年丁丑，武王伐商。其所历甲子，至此始不同矣。按《泰誓》「惟十有一年，武王伐商」，《皇极经世》实本于此。《编年历》断以丁卯为文王受命，至乙亥文王没，凡九年；又二年丁丑，武王伐商，是用《尚书注》。《泰誓》「惟十有一年」者，通文王受命、武王即位而言也；《武成》「惟九年」者，自文王断虞芮之讼至于没，九年也。盖文王享国五十年，自其没逆推九年，以谓断虞芮之讼而受天命，非虞芮质成之义。当纣在上，一西方伯受天命，而诸侯归之，非理也，非文王之心也。文王受命之诗，后世追诵其功，曰「文者，谥也」。则《泰誓》之十一年者，武王之十一年也；《武成》之九年者，武王之九年也。武王即位之九年，观兵；十一年，伐商，其说正矣。《编年历》书文王断讼、受命以伐商之年通文、武而言者，汉儒孔安国之说，非周之史官、诗人之说也，非横渠先生之说也。司马迁作《周本纪》，无年历，亦云西伯以受命之年称王，断虞芮之讼，遂追王太王、王季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十年而崩。岂汉儒之论固然欤？孔子赞文王曰：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」。又曰：「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」。未有南面自王而谓之「服事」，更代易姓而谓之「柔顺」。孔子赞武王曰「汤武革命」，又曰「武王未受命」。未有父受之而子复「革命」，父为天子，子之「未受命」也。孔子、汉儒之论，宜知去取哉。自司马迁书之于册有年矣，独梁肃能辨之，至庐陵欧阳公始著《泰誓论》而悬诸日月矣。《编年历》起于黄帝之癸未，《皇极经世》起于唐尧之甲辰；起于癸未者，以《后汉志》黄帝造历，元起辛卯也。黄帝尚矣，孔子犹难言之，司马迁亦略而不书，范晔、刘昭何从而得此说耶？尧历以甲辰起，则皇甫谧尚能言之。《皇极经世》先天历也，称首于尧，亦天也。凡学者自尧以降，足以论著矣，何待远出洪荒不可知之说为贤哉？此孔子之意也，康节之意也（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一九六。）。

内文明：「内」原作「外」，据《易·明夷》彖辞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