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置司已将营田诸屯见耕种人丁放令逐便，仍罢营田，令工部看详。臣闻自古两国相持，胜负未决，必有师老财匮之患。善制胜者，欲省馈运之费，莫不以屯、营田为急。如赵充国屯于金城，羊祜屯于襄阳，任峻屯于许下，诸葛亮屯于渭南，皆能藉以成功。何古人行之为得策，今日行之为有害耶？抑尝又复思之，盖荆襄之地，自靖康以来屡经兵火，地广人稀，不患无田之可耕，常患耕民之不足。居无事时劝之使耕，积以岁月之久，仅能垦辟一二，况举事之始，曾未期月，欲使尽无旷土可乎？臣谓今日荆襄之地屯田、营田为有害者，非田之不可耕也，无耕田之民也。欲耕田而无田夫，任使之人虑其功之不就，不免课之于游民；游民不足，不免抑勒于百姓。百姓受抑，妄称情愿舍己熟田，耕官生田。私田既荒，赋税犹在，或远数百里追集以来，或名为双丁役其强壮者，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，夺民种之谷以为官谷，老稚无养，一方骚然。有司知其不便，申言于朝廷罢之，诚是也。然臣窃谓自去岁举事以至今日，买耕牛，置农器，修长、木二渠，费已十馀万，其间岂无已垦辟之地乎？岂无庐舍场圃尚可就以卒业乎？一旦举而弃之，不为势力之家所占，则是捐十万缗于无用之地，而荆襄之田终不可耕也。臣比见两淮归正之民源源不绝，动以万计，官给之食以半岁为期，今已踰期矣。官既不能给，斯民无所依，老弱踣于饥饿，强者转而之他，殊失斯民向化之心，兼亦有伤国体。臣愚以为荆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规模，与其无民耕而弃之，孰若使归正之民尽遣而使之耕，非惟可免流离困苦之患，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处我不至失所，率皆襁负而至。异日垦辟既广，田畴既成，然后取其馀者而输之官，实为两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