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和改元夏六月，京师大水，自都城之西，渺如江湖，不见涯涘。踰汴堤，循顾子门以及北郊；浸辟雍，荡玉津园以及藉田。漂溺庐舍人畜，不可胜计。于是诸门悉上藉新城以为固，独东方门南界汴堤北距夷门，山水所不及，而去都城十馀里，决汴渠灌田野间以杀水势，于是漕运不通，而畿甸悉罹水患矣。先是，暴雨有异物，形如龙蛇，自雨中降，获而杀之，识者以为水祥，已而果然。予时备员左史，心独异之。窃观主上降诏遣使，所以忧劳者甚厚，在位者缘此必有发愤纳忠之人，乃寂不闻。愚戆不能自已，因奏疏论列，大意以为祖宗都汴百有五十馀载，未尝少有变故。今事起仓卒，迩远惊惧，诚大异也。夫变异不虚发，必有感召之因；灾害未易弭，必有销伏之策。宜寅畏天戒，招徕谠言，修祖宗故事，以慰天下之望。且请因侍立许直前奏事，以尽区区所欲言者。时十有三日也。疏奏，屏息以俟，而是日无命。翌旦造朝，侍立如常仪；既而宰执奏事，班退，传旨閤门令先退，不复得对。因上章待罪，遂有沙阳之谪。客有献疑者曰：「有官守，有言责。子以记注为职，无言责而论事，非侵官乎」？予应之曰：「古之为臣者，皆可以有言于君。故有师箴、瞍赋、矇诵、百工谏、近臣尽规之义。后世官守言责既分，则独执政大臣、侍从论思献纳之官，与夫任台谏之职者可以言天下事。左右史虽卑，然日侍天子清光，以记言动，居两省、缀侍从末班，遇所当论者论之，乃其职也，曷为侵官？昔唐魏谟由右补阙迁起居舍人，文宗谓之曰：『事有不当，毋嫌论奏』。谟对：『臣顷为谏官，故得有所陈；今则记言动，不敢侵官』。帝曰：『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，而毋辞也』。祖宗之制，虽馆职许论事，况左右史乎？冯京、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论事罢去，唐介、文彦博相与廷辩，则蔡襄直前论之，以所论不当为罪则有矣，未闻以侵官为罪也。子曷不责今之不言而旷官者，顾乃责我以侵官也」？客曰：「然则近世任此职，曷为无论事者」？予应之曰：「左右史去侍从一间耳，幸而不以罪去，给札召试，则进居侍从之列。今人以得侍从为荣，故例为循默以俟迁耳」。客曰：「然则吾子何不为之？意有所蓄，姑俟他日未晚也」。予应之曰：「是何言与！人臣以利为心者，可与事君也乎哉？贪位慕禄，遇事循默而不敢言，非以利为心欤？以利为心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且士气不振久矣，在下者惟知爵禄之可贵，而决性命之情以争之；在上者惟知以爵禄足以笼天下之士，而视外廷之臣蔑如也。予为此惧，窃不自量，欲以区区之身而救一时之弊，岂苟然哉！况夫以左右史为未可言，而必待侍从；以侍从为未可言，而必待执政；以执政为未可言，而必待宰相；以宰相为未可言，而又必待其时，则果何时而可以言耶？此特保富贵、为妻孥计者之论耳，未可与语以道事君之说也」。客曰：「当其可之谓时，故言于可言之时则从，言于不可言之时则凶。今子之言时乎」？予应之曰：「当其可者谓当夫事之可者也，当夫事之可则为时，故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。如必待其时之可，则龙逢、比干之徒当为罪人矣。昔之君子于邦有道则危言危行，故鲠直之论必陈于圣明之主，而防患之说必出于治安之世。禹之戒舜，以『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』；太保之训武王，以『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』。以帝舜、武王，而其臣之所告者若此，何哉？爱君之诚深，则纳君之言切故也」。客曰：「子之职当言而时可言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敢问子之言曰：『变异不虚发，必有感召之因；灾害未易弭，必有销伏之策』。夫灾异之说起于汉儒，今子之言若是，揆于吾圣人之学，得无戾乎」？予应之曰：「昔高宗有雉雊之异，而祖己训王以『先格王正厥事』。宣王遇旱暵之灾，侧身修行而王化复行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于灾异必书，所以谨天戒也。汉儒乃附会而为之说，牵合穿凿，使人难信，此所以得罪于圣人。若夫遇灾而惧，正厥事以谨天戒，乃吾圣人之旨也，何戾之有」？客曰：「借使子得请而直前，则所论者将何为」？予应之曰：「孟子不云乎：一正君而国定矣。所谓正者，岂事事而为之哉？特在夫心术之间耳。兹事体大，未可以立谈判也」。客愕然曰：「曩也我有疑于子，今闻子之言，涣然冰释矣」。因叙其语，以为《释疑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