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盗贼者，如医之治痰涎。夫痰涎乃吾之真气，所以为津液者也。支体之运动，关膈之升降。皆以津液为本。至于聚而为痰涎，则必失于调卫，而外为邪气之所伤，内为寒热之所薄而致然也，至其甚，则能害人之命。盗贼乃吾之赤子，所以事农桑者也。上下之相治，室家之相保，皆以农桑为本。至于散而为盗贼，则必失于拊循，而外为奸民之所胁，内为饥寒之所迫而致然也，至其甚，则能亡人之国。良医之治痰涎，以药化之，使复归乎津液，则其身安；而不善治者，一切以毒药攻之，必有偏废之患。良吏之治盗贼，以术解之，使复归乎农桑，则其国宁；而不善治者，一切以兵力胜之，必有凋耗之弊，此不可以不察也。昔者渤海盗贼并起，宣帝选用龚遂为太守，而谓之曰：「君欲何以息盗贼而称朕意」？遂对曰：「海濒遐远，不沾圣化，其民困于饥寒，而吏不恤，故使陛下赤子盗弄兵于潢池中耳。今欲使臣胜之邪？将安之也」？帝曰：「选用贤良，固欲安之」。遂曰：「治乱民犹治乱绳，不可急也，惟缓之而后可治。臣愿无拘以文法，得一切便宜从事」。上许焉。于是盗贼悉平，民安土乐业。故善治盗贼者，如龚遂可也。虽然，此特盗贼之初，其在郡县，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。至于巨盗如汉末之黄巾，唐末之黄巢，则其疾已深，非以毒药攻之不能去也。虽攻而去之，真气散而身亦危矣。故黄巾破而董卓、曹操因以亡汉，黄巢败而朱全忠、李克用因以亡唐，兹非其證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