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之有国者，戡乱定功，未尝不以兵。汤、武之所以王，齐、晋之所以霸，皆以德为主，而以兵辅之。自战国秦汉以来，兵尤重。其国之兴衰，视其兵之强弱与其措置之术如何耳。然古者兵农不分，无养兵之费而有用兵之实。至唐兵制凡三变：其初府卫之制，最为近古；府卫之法坏，变而为彍骑；彍骑之法坏，变而为方镇之兵。至五季始尽黥以为卒伍，而兵农之分，不可复合，乃有养兵之患。国家建都于汴，无高山大河之阻，其势不得不以兵为强，故天下重兵悉屯于京畿，更戍边郡，以虎符出纳，其分布诸路，有隶将兵，有不隶将兵。当熙、丰盛时，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万人，而土兵、厢兵不在数焉。自熙、丰至宣和间，禁军阙而不补者大半。而崇、观以来，有事于西夏，南平方贼，北取燕山，其所逃亡陷没者又半之。而靖康间金人再犯阙，其溃败损折者又不可胜数也。建炎初，勤王之师萃于京畿者三十馀万，其大半皆民兵，而朝廷不复抡择，留屯要害之地，悉罢遣之。其后建言乞募兵于河北、关中、京东西，合十馀万，更番以卫行在。既遣使矣，言者谓不患无兵，不当募，遂罢。今西北既复为金人之所蹂践，而东南之人类多孱弱，未知于何所取兵而可也。既稍复方镇之制，莫若使之募兵以备出战，将校偏裨皆预选任，以时训练之，又团结民兵以备守禦乡村坊郭，各随其宜，刬刷官田。如户绝、天荒、屯田之类，以养民兵之可以出战者，如弓剪、刀弩手之法，明其劝沮，假以岁月，庶几足兵，然其要在于择帅臣以总之。帅臣得人，则法不患乎不明，兵不患乎不足。唐马燧之镇太原也，承鲍防之败，兵力衰单，燧募厮役得数千人，悉补骑士，教之战，数月成精卒，造铠必长短三制，称士所衣，以便进趋。为战车冒以狻猊象，列戟于后，行以载兵，止以为阵，遇险则制冲冒，器用完锐。居一年，辟广场罗兵三万以肄，威震北方。李抱真之镇泽、潞也，乘战伐后赋重人困，军伍凋刓，乃籍户三丁择一，蠲其徭租，给弓矢令闲月得曹偶习射，岁终大校，亲按籍第能否赏责，比三年皆为精兵。举所部得成卒二万，不廪于官，而府库实，缮甲淬兵，遂雄山东，天下称昭义步兵，为诸军冠。而李德裕之帅蜀也，当南诏入寇之后，蹂践千里，荡无孑遗，瘢痍尚新，非痛矫革不能刷一方耻。乃料择州兵之任战者，废遣狞耄什三四，又请甲人于安定，弓人河中，弩人浙西，繇是蜀之器械犀利。率户二十取一人，使习战，贷勿事，缓则农，急则战，谓之雄边子弟，其精兵曰南燕保义、保惠，两河慕义、左右连弩，骑士曰飞星、鸷击、奇锋、流电、霆声、突骑，总十一军，而威声隐然震于西南。由是观之，择帅得人，兵不难足，但当假以权柄，宽其御勒，使得尽心而已。或谓方镇增募兵之数，则养兵之费何以给之？殊不知国家屯重兵于畿甸，故岁漕东南六百万斛，及四方钱帛于京师，州郡租赋仅足以办上供，犹有不足者。今畿甸之兵寡矣，而方镇之兵稍增，正当量养兵之费、损上供之数以给之，胡为而不可？事固有当因时而变通者，正谓此也。若夫团结民兵，人见巡社之法不可行，遂以谓民兵之不可用，此大不然。巡社之法可行于西北，不可行于东南，正当斟酌其宜，使民乐于从命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