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谕建炎非靖康比，当直罢和而治兵，此至言也。石勒遣使东晋，元帝焚其币而却其使，立意如是，然后可以立国。今乃不共戴天，又非勒之比。彼方以讨僭伐叛为辞，而此欲以讲好息民为说，复追悔不尊用邦昌以解纷，虽戏剧不如此。

所谕当为数节是也。然今亦岂可复望为全人，能保东南如东晋，已是妙手。脉络不通，药石之功不能至，必有偏废不举之处。能遏横流，使不至大溃，以今證候观之，亦岂易耶？公意欲径趋关中，上策也，初议正欲如此；而议者以蒲、解为贼所得，相去密迩动听，故深惮往。屡论不可，始为襄、邓之谋。前疏所谓纵未能行上策以趋关中，犹当用中策以趋襄、邓是也。其意谓襄、邓由武关可以通关陜，亦可为之渐。其后中策不能行，况其上耶？其后见关中、南阳为贼所破，则又指以为非策。殊不知有备而能自强，虽与贼对垒可也；无备而不能自强，虽远徙将安之？古人所谓「我之所至，敌亦至焉」是已。

所谕声多而实少，意多而谋少，此言深中所病。然靖康中所起防秋兵，其后罢去大半，安能充数？在河阳尝三具疏争之，言切而甚详，必曾见也。其后国论既异，则虽多亦奚以为？建炎初有可以得兵之理者，两河之民无所归者众，而京东西强壮散徙者亦多，十数万不难集。故当时建议欲取财东南，募兵西北，既有绪而罢去，言者指以为罪，遂悉停之。今数路之民反为贼用，前日之犯淮甸者，皆吾民也。已有兵不能用而以资贼，今岂可复得耶？东南岁漕谷粟财帛者，正以养兵，当时亦不患无养之之具，今则兵、财皆可患矣。又尝欲以官田如户绝、天荒逃田之类，如弓箭手法养兵于民，事已具而不果行。然民兵非数年不可用，亦止可施于本土，而募兵训练可以远戍，必兼用之，兵非募即民。今人见募兵即曰兵骄不可用，见措置民兵即曰民不可使，为兵不知何自而可得也？五季之际，兵何尝不骄，周世宗及艺祖用之，遂为精兵。大抵数年来军政益坏者，议论不一而任人不专，所以主之者非其人故也。人材固难得，然古之建功者未尝借材于异世，舍短取长，亦有可用。但习熟见闻，少超拔之，则议论纷纷，此最可患。建炎初，召关陜将佐数十，未罢间到者十数人，皆有可观，有李庠者老于边，为童所黜，谋略魁伟，非诸将比，因荐之为副留守，遂为渊所毒而死，殊可惜。渊之忌与潜善同。三月初，闻渊亦死，今将佐犹难得也。州县惯习，朝廷议论不一之故，奉行灭裂，虽美意亦为具文。此风岂易革，但朝廷坐作得定，是非赏罚明，自当丕变。今国论云何，而责州县难矣。夫兵骄民困，奸雄攘敚，夷狄凭陵，犹未足忧，而所忧者在于小人。盖其谋身之计，得君之术，排陷之谋，皆难与争锋。如建炎初，其未至则设阱以待之，其既至则掣肘以沮之，其既去则多端以归罪之，此岂可与力争耶？因知古人以消长为天行者，惟此系于天，非人力所能胜也。今虽已尔，而群阴固结者自若，观以抨疏而引会，其用意之巧如此。事殆未足，犹之病者，微有阳气犹不能死，全阴则已矣，此所以可忧也。尝思封建虽有末彊本弱之弊，然各能立国，而夷狄盗贼之患，不若后世之甚。郡县施于承平之时则善矣，巨盗起，夷狄横，则往往不能制之，三代、秦、汉以来可考也。惟唐方镇之制，处乎封建、郡县之间。盖方镇者节度一道之兵，自唐初有之，当时内有府卫，外有方镇，表里相制，最为得策。至开元末，府兵内铲，边兵外作，于是始有安史之变，卒赖方镇平之。其后裂河北以与三叛将。德宗惩奉天之难，行姑息之政，方镇始强。唐末有巢寇之乱，方镇益盛，而全忠遂以亡唐。夫唐之变藉于方镇之力矣，所以强盛至于不可制者，措置失当之过也。

国初以唐为鉴，削方镇之权，以绝尾大不掉之患，是矣。然至于今日，承平之久，郡县单弱，不能卫王室，如手足之不足以捍头目，故夷狄飙驰，盗贼蜂起，莫有能抗之者，则守常不变之过也。为今之计，唯复方镇之制，少因革之，可以渐振中国。然节度、观察、防团之类，今为阶官，不可复改。故建炎初置帅府要郡，以安抚使、钤辖、都监代之，庶几不骇人耳目，而寓方镇之意。当时即欲分隶州县、减上供财谷使治兵，而假之权。议不同者以为未可分隶，而财谷当俟其具数来上，然后降旨，故少缓之。既而罢去，遂已，至今帅要之号犹在，监有名而无实也。或谓此制行则藩方将有难制者，亦过计矣。犹之治病，当以小者易其大者，故病洞泄则有虚脱之理，必以热药补之，已而成痢，而痢可为也。病热者则当以寒药下之，必羸困，则徐以温药调理，然后可以复安。汉高捐关东以封韩信、黥、彭，非不知此三人者得广地则难制，然当时忧在亡楚，故不得不然，楚亡而三人亦擒矣。今夷狄盗贼之变如此，而欲以郡县常法持之，无异投参术而欲去症瘕、起羸瘵，法方变而已忧其弊，岂不过哉！然要在得人，如太原之得马燧，泽潞之得李抱真，不数年间遂能以弱为强。尝著论甚详，偶已束装，未果录，俟续驰去。公试思之，以为如何？此事不厌讲之熟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