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昨待罪枢府，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。臣意以谓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，阙额不补者过半，其见存者皆溃散之馀，不习战陈，故令金人得以窥伺。既陷燕山，长驱中原，遂犯畿甸。来无藩篱之固，去无邀击之威。庙堂失策，使之割三镇，质亲王，劫取金帛以亿万计，驱掠士女、屠戮良民不可胜数。誓书之言，所不忍闻。此诚宗社之羞，而陛下尝胆而思报者也。今河北之寇虽退，而中山、河间之地不割，贼马出没，并边诸郡寨栅相连，兵不少休。太原之围未解，而河东之势危甚。旁近县镇，皆为贼兵之所占据。秋高马肥，敌骑凭陵，决须深入，以责三镇之约，及金帛之馀数。傥非起天下之兵，聚天下之力，解围太原，防托河北，则必复有今春之警，宗社安危，殆未可知。故臣辄不自揆，为陛下措画，降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，大约不过十馀万人，而欲分布河北沿边雄、霸等二十馀郡，中山、河间、真定、大名、横海五帅府腹里十馀州军，沿河一带控扼地方，翊卫王室，堤防海道。其甚急者，解围太原，收复忻、代，以捍金人、夏人连兵入寇。不知此十数万之众一一皆到，果能足用而无贼马渡河之警乎？今臣被命出使，去清光之日未几，朝廷已尽改前日诏书调兵防秋之计，既罢峒丁，又罢刀弩手，又罢土兵，又罢四川、福建、广南东路将兵，又罢荆湖南北路系将不系将兵，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发。是前日诏书所团结之兵罢去大半，不知金人聚兵两路入寇，将何以支梧？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也？臣窃思之，以兵为不须起者，大概有五：川、广、福建、荆湖之地远，一也；钱粮犒赏之费多，二也；河北寇退，天下已无事，三也；太原之围，贼马不多，不攻自解，四也；探报有林牙、高丽之师，金人牵制，未必深入，五也。若以川、广、福建、荆湖之地远，则诏书之下以四月，期天下兵以七月，当时关报三省，何不即止？今已七月，远方之兵皆已在道，始复约回，是复蹈今春勤王之师约回之弊也。一岁两起天下之兵，中道而两止之，天下谓何？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海，而将士解体矣！国之大事在戎，宗社安危所系，而且行且止，有同儿戏，臣窃痛之。若以谓钱粮犒赏多，则今春无兵捍寇，致令误国，土地宝货人民皆为所取；今惜小费，又不为之备，臣恐后来所取，又不止于前日也。况元降指挥，防秋人兵各令赍粮以行，则钱粮犒赏之乏，自非所患。庙堂不深思宗社大计，而惜小费，臣窃所不取也。若以河北寇退，天下无事，则边郡日报金人聚兵，声言某月入寇，当取某地。强敌临境，非和非战，朝夕恐慄，惧其复来，天下果无事乎？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。以今日观之，何止于火未及然，殆处于烈焰之旁，而言笑自若也。若以谓太原之围，贼马不多，不攻自解，则自春徂秋，攻守半年，曾不能得其实数；姚、种二帅以十万之帅一日皆溃，彼未尝有所伤衄，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，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？臣以为非愚则诬矣。至于林牙、高丽牵制之报，理或有之，然不可恃。彼之不来，当恃我之有备，则屯兵聚粮，正今日之先务，不可忽也。今河北、河东州郡日告危急，乞兵皆以三五万为言，而半年以来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副其求者。防秋之兵甫集，又皆遣罢，不知此何理也？若必以谓不须动天下之兵而自可无事，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，陛下胡不遣建议之人代臣坐致康平，而重为此扰扰也？除范世雄所统湖北兵闻已至襄、唐间，臣已作奉圣旨令疾速发赴宣抚司外，所有馀路乞依元降诏书起发，庶几不误国事（《梁溪集》卷四八。又见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四九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三三。）。

兵：原无，据右引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