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《诗》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

臣闻声诗之作，本乎民情之自然，其所历非一时，所述非一事，所出非一人，故众体并列，咸有攸当。方其作之也，志各有为，故赋、比、兴之旨分焉。及其序之也，事各有本，故风、雅、颂之名别焉。诗人之言，顾岂一端而已，或美或刺，或规或讽。苟可以直言而无害，则铺陈其事而赋之。若其避谀佞之嫌，畏指斥之过，必将引类以寓意，则取象于物而比之。至于耳闻目见，有以动荡其心志而不能自已，则又感发于所寓之时，而谓之兴。此赋、比、兴之辨也。若夫采于国史，播在乐章，其述诸侯之事而止于一国，则列而为「风」；言天子之政而及于天下，则列而为「雅」；形容盛德之美，成功以告于神明，则列而为「颂」。此风、雅、颂之辨也。然而论《诗》之旨，莫先于风。风之所言，赋也，比也，兴也，互见而兼备焉。故一曰风，而继之以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；积风而为雅，积雅而为颂，故五曰雅，六曰颂。《周官·大师》教六诗，考其先后，亦同乎六义之序。

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「风」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「变风」、「变雅」作矣。

臣闻诗之为风，政教之本也。上以是而化其下，无非躬行之德；下以是而讽其上，无非爱君之诚。是二者皆有巽入之道，而不见于形迹，故曰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。夫《礼》有五谏，而莫善于讽。圣人乐于文过，必使瞽为诗，工诵箴。然则诗之为谏，讽谏之谓也。主于文则叙其情，而不至于讦；名以谲则陈其事，而不斥以正。夫如是，则无拂心逆指之辞，言之者安所加其罪？得将顺救正之道，闻之者岂不知所戒？故曰：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。夫天之有风，披拂于万物之上，而其功密庸；诗之湿柔笃厚，而所以感动于人者似之。故序《诗》者言诗之功用必继之，以故曰「风」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则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泽微矣，天下之人不复见先王之治，乃发其忧思感伤之心，而「变风」、「变雅」于是乎作。辞虽已变，而所以述作之意，依违讽谏，于治道犹有补焉，此叙《诗》者所以取之而不弃也。

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。达于事变，而怀其旧俗者也。

臣窃谓此言「变诗」之所由作也。孔子曰：「文胜质则史」。先儒以谓苟能制作文章，亦可谓之史。然则国史，国人之文胜者是也。惟其文胜，故多识前言往行，而明乎得失之迹。故感于平世而政用和，故感于衰世而讽刺之意不能自已。今夫人伦废，则五品不逊。自一家而推之，国者失其序矣，刑政苛则百姓不亲。自一国而推之，天下者失其理矣。人伦失其序，刑政失其理，此诗人所以动其哀伤之情也。然百姓之不亲，未若五品之不逊，故伤之为义，有甚于哀。诗人遭时如此，而概以古今得失之迹，则吟咏性情，以风其上，不亦宜乎。所以风其上者，则以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故也。且唐之风旧矣，其后变而为晋；邶、鄘之国旧矣，其后变而为卫。诗人当晋、卫之世，发于吟咏，虽述一时之事，而忧思感伤犹不忘其本，故晋诗十二篇，而特谓之唐；卫诗三十九篇，而兼存邶、鄘之国，以此见诗人怀旧之心，发于辞气，必有以感动于人，所以能使序诗者迹其本意，而不敢没其实也。然达事变，怀旧俗，举是二国之诗考于其他，可以类见矣。

故「变风」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情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

臣窃谓此言「变诗」之旨也。夫诗之为变，则以事有不得平者咈乎吾心，故作为箴规怨刺之言，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。夫如是，则宜有怒而溢恶、矫而过正者。然以诗辞考之，虽触物寓意，所指不同，而要其终极，一归于礼义而已。盖人生而静，乃天之性；感物而动，斯谓情。情虽出于性，其动于中也，物实有以感之。既感于物矣，非先王之泽薰陶渐渍，不忘于心，则吟咏以风，其能止于礼义乎？今自邶、鄘而下百有馀篇，刺奢，刺俭，刺贫，刺虐，如此之类，皆「变风」也。然虽其间或出于妇人女子小夫贱隶之所为，是乃一时有激而云然，其比兴述作优游而不迫，返覆颠倒而不乱，孜孜焉若将救其时弊而反之于正者，得非礼义之教使之然欤！由是观之，「变风」之诗，虽不纯乎文、武之序，亦足见先王之泽垂数百年犹未泯也。

是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「风」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「雅」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「颂」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于神明者也。是谓四始，诗之至也。

臣以谓此申言风、雅、颂之休也。风，犹天之风也，动于上，而其下化之，如《关雎》之化行而公子信厚，《鹊巢》之功致而在位正直，齐君好田而成驰逐之风，魏君俭啬而变机巧之俗，若此之类，无非本于国君之躬行，故曰：「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『风」』。雅者，正也，犹言王之政也。王畿虽止于千里，而其政之所及，则侯甸男卫，自东南西北，皆其所经略，非如诸侯止于一国而已。是以雅之所言，皆天下之大，而四方之风于是乎观焉。故曰：「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『雅」』。其言王政之所由废兴，则以雅有正、变故也。文、武兴而民好善，王政之所由兴，正雅是也；幽、厉兴而民好暴，王政之所由废，变雅是也。若夫小大之辨，则随其所主之意而已。如《小雅》言饮食、宾客、赏劳群臣之类，皆事之小者；而《大雅》言受命尊祖，致太平、成福禄之类，皆事之大者。然则政有小大，分为二雅宜矣。风也，雅也，国治之始也。及其告成功，则有颂焉。《周颂》、《商颂》，殆四十篇，皆所以言祭祀，犹今之乐章尔。事实而义明，言简而意足，以是而告于神明，可谓无愧辞矣。若乃《鲁颂》，非为祭祝设，特以颂僖公之美而已，德薄辞侈，视商、周之作不能无少贬。虽然，前乎商、周，独虞舜之载赓，五子之述戒，他诗未有闻也。孔子自卫反鲁，然后删诗，断自周，始《国风》，《雅》、《颂》方序而传焉，谓之四始，有以见后世之作诗者皆权舆于此，而莫之或先也。非独莫之或先，而其述作之美，亦无以复加矣。故曰：「是谓四始，诗之至也」。

然则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、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系之召公。

臣窃谓二《南》之诗，文王一人躬行之化，而特系之二臣，何也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商，则所居者诸侯之位也。受命作周，而维新旧邦，则所行者王者之道也。当是时，天下之人诵咏而歌舞之，述其事则有小大，感其化则有浅深。序诗者合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之风，皆以为王者之事而名之欤，无以见文王事商之心；皆以为诸侯之事而名之欤，则无以显文王作周之德。故取其事之大而所感之深者，系之周公，谓之王者之风；事之小而所感之浅者，系之召公，谓之诸侯之风。夫如是，然后可以备尽文王之道。盖周公、召公分陕而治，举周、召则文王所治之地皆在是矣。周公，圣人也；召公，贤人也。以王者之风系之圣人，以诸侯之风系之贤人，理固然也。且《周南》之后妃，即《召南》之夫人也，而其见于诗者不能无异。盖无嫉妒之心者，《周南》也，《召南》则无嫉妒之行而已。男女正行、婚姻以时者，《周南》也，《召南》则男女得以及时而已。勉以正者，《周南》也，《召南》则劝以义而已。类而推焉，自《关雎》至于《麟趾》，人之感化为甚深，自《鹊巢》至于《驺虞》，人之感化为尚浅。序诗者不得不兼陈而备载之也。夫文王北居岐周，而其化南被江汉，故曰「自北而南」。其曰「先王之所以教」者，指太王、王季而言也。文王始基，实因于此，是乃诸侯之事，故特于《召南》言之。

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

臣窃谓王者之治，莫大于人伦，而夫妇者人伦之所造端也。文王受命作周，其治始于闺门，而达之天下，于是人伦正而风化行，此二《南》之诗所以为《国风》之首。在《易》之《家人》曰：「风自火出，家人」。风者，化也；火者，取象于《离》，神所丽也。化出于人，故能妙万物而不见其迹。当文王之时，天下得于观感人伦以正若出于性之所自为者，岂有他哉。神而化之，自内而外，一本于自然而已。故《家人》之彖曰：「夫夫妇妇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矣」。然则序诗者以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为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，其知治之本欤。

是以《关雎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也，是《关雎》之义焉。

臣闻《诗》三百五篇，而《关雎》为之首，其所言乃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之事，而说者止称其无妒忌之行，臣以谓此未足以尽《关雎》之义。盖天子听天下之外治，故有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；后妃听天下之内治，故有三大夫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妻。治外者莫急于人材，治内者求淑女以为助，固其理也。文王之所以兴周，《诗》称棫朴之官人，《书》美五臣之迪教，济济多士，并列于疏附先后奔奏禦侮之职，固未始不以人材为先务，是以其化刑于寡妻，而后妃于是乎有《关雎》之德。观其求淑女也，寤寐反侧而不能自已，盖以谓不如是不足以配文王，而成内外之治。夫惟文王得多士而立政于外，后妃得淑女而辅佐于内，则自闺门而达之朝廷，宜无一事之不理，所以协济大业，而卜世卜年之永者，其本实基于此。序诗者既论诗之大概，而卒举后妃之德以明《关雎》之义，言后妃之于淑女，非特求之尽其劳，而以得之为可乐，故曰：「乐得淑女以配君子」。凡女子矜其容色者，必有忌心；能以进贤为忧，则以不淫其色故也，故曰：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」。且女子也而或称其淑，或称其贤，或称其才，盖以其性之善则曰淑，以其行之美则曰贤，以其女功之事则曰才。性之美，行之美，能于女功之事，是三者宜为人之所忌也。而后妃乃能去其忌心，方且忧其求之未得，而不得进御于其君；犹以为未也，而又哀其或在窈窕之中，思念而不忘。自非至诚接下而无伤善之心，何以及此？当是时，凡为淑女者，后妃皆得以用之，虽幽远之地无遗才矣。周有乱臣十人，而后妃与其一。观夫阃内之政如此，则其助周家之治，信有力焉，宜乎《关雎》之诗列为二《南》之首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