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唐鉴》：「太宗谓群臣曰：『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，而比年上封事者，多讦人细事。自今复有为是者，以谗人罪之』」。

臣闻自古愿治之君，未尝不欲以求言为急，故大开公正之路，使天下之人皆纳忠于上，于是端拱穆清，而留听不倦。虽四方万里之远，政化之美恶，风俗之薄厚，靡不毕知，此盛德事也。然求言非难，而听察为难。以人主之尊而虚心于敢言之士，则上自百执事之列，下至一介刍荛之贱，孰不殚志竭虑，愿有所献？而其间貌言之华，至言之实，苦言之药，甘言之疾，乌得而不察哉？又况外示切直，内怀奸诈，伪辞矫辩，而讦人之细事者，真小人之所为也。直欲盗名以罔上听，托公以报私仇，此而不革，则祸及善良，伤化败俗，为害不细。唐太宗励精庶政，而于听言之际能察其奸，是乃人主之难事，此史氏所以书之，以昭示后世也。昔者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，故能勤总章之访，广四岳之询。其于听言之道，可谓至矣。然于迩言则察之，于谗说则堲之。得非以迩言善惑，谗说善诬，唯能察而去之，斯其所以舜也欤！恭惟陛下圣钦日跻，聪明天纵。观书乙夜，复留意于转对之臣；览奏四方，尤乐闻于当世之务。是欲恢张治道，复之太平。听纳之勤，视古无愧。而间者奸人蔽欺，分曹为党，一时乘权习势之徒，辄敢以流言飞语阴中善类。天下方怀愤切齿，而大明旁烛，洞见朋邪，凡是告讦而言上不实者，论正厥罪，悉投远方，以为后日之戒。于是有识之士乃始欢欣鼓舞，咸谓「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」，复见于斯时。然则虞舜之堲谗说，唐太宗之罪谗人，与夫今日流放告讦之类，实异世而同符者也。天下幸甚！

《唐书·李石传》：「文宗尝顾郑覃曰：『试谕我犹汉何等主』？覃曰：『陛下文、宣主也』。帝曰：『渠敢望是』！石欲彊帝志使不怠，因曰：『陛下之问而覃之对，臣皆以为非。颜回，匹夫耳，自比于舜。陛下有四海，春秋富，当观得失于前，日进月长，以齐尧、舜，奈何比文、宣而又自以为不及。惟陛下开肆厥志，不以文、宣自安，则大业济矣』」。

臣闻登山而不登夫泰山，无以小天下；观水而不观诸沧海，无以狭众流。然则学圣人而不学至尧舜，又安能超五霸而冠百王乎？夫圣人之道，至尧、舜而止矣。以二典考之，其政不过钦天时，治人事，用贤材，明赏罚数事而已，非至深而难明，甚高而难行也。然则三代以下，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隋、唐之世迄无一君能跂而望焉，其何故哉？未必皆其天资庸暗，不足与有为也；其间愿治之主，往往视唐虞之际，以谓非复后世之所能及。则亦自狭其志，而卒无所成。且汉之治莫如文帝，其次则称孝宣。然张释之为文帝言天下事，帝曰：「卑之，无甚高论，令今可行」。于是释之言秦汉间事，帝乃称善。宣帝因太子有用儒之请，尝曰：「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」？由是观之，二帝在汉则为贤君，惟自挟其志，故功业之所就，如是而已。唐郑覃以汉二帝比文宗，而文宗犹不敢当，则太和、开成之政，一切委靡，无足怪者。李石之言，固可为万世帝王之法，惜乎文宗不能用也。恭惟皇帝陛下聪明睿智，出于天纵，躬履艰运，允迪先猷，竞竞业业，夙夜不怠。故自中兴以来，虽海内妥安，不敢自暇逸也。台池苑囿之观，声色狗马之奉，一无所好。万机之暇，独留意经籍，深达古帝王渊微之旨，一时群臣章句讲说之学，莫能仰窥万分，可谓有尧舜之资矣。非特有其资而已也，其志盖将力行而有至焉。然则跻时于泰和，纳俗于时雍，固不难矣。《易》曰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」。陛下体天德而行健，其所以措诸事，要与唐虞比隆者，亦在乎自强而已矣。颜渊，匹夫也，而犹自比于舜，况万乘主乎？臣愿陛下益留圣心，无使二典专美于前，天下幸甚！

《三朝宝训》：「太宗尝谓近臣曰：『国家以民为本，百姓以食为命，则知储蓄最为急务。昨江南灾旱，朕亟遣赈贷，果无流亡盗贼之患。若非积粟，何以救之？当谕诸路转运常为计度，省察储蓄，无使损败』」。

臣窃谓财赋有国之大计，当丰亨豫大之时，蓄积为备，不可一日阙于天下。《天官》九职，《洪范》八政，必以农事为食货之首者，以见先王于此未尝不留意也。恭惟太宗皇帝绍开帝业，四方僭伪悉以荡平。方是时，年谷屡丰，兵革偃息，仓廪府库，所在充满。而犹宣谕近臣储蓄是务，督诸路以计度，察仓庾之损败，常恐一旦旱灾，无以赈贷，而有流亡盗贼之患。然则宸虑深远，岂特取足于目前而已哉！盖天时地利，财赋之所自出，必资人力以为之，是谓衣食之源，而生民之命。歛之有常制，则民乐输；散之有常度，则用不乏。如其不然，事有出于意外，而物不素备，则骤而用之，必且横取于民。民力有时而不应，策将安出？于是商功计利之臣，始得以行其说，而头会箕歛，天下有不能堪者矣。汉称桑弘羊，唐称刘晏，二子材术过人，载在方册，后之言利者莫不祖述之，以为不可跂及。然以臣观之，巧算倍征，殄民资泽，乃商功计利之臣耳。且增大农之部丞，笼天下之货物，坐市列肆，转贩相输，以至入粟补官，以赀赎罪，古所未有，而弘羊发之。行四利，去四害，以羡补乏，利无以开，诸路转输如见钱流地上，他人所不能，而晏独能之。观其材术如此，而计其功效，诚足以舒一时之急。奈何非先王之仁政。使其人生于唐虞三代之世，其策果安用哉！故夫论治道者必以国计为先，而论国计者必以储蓄为急。方今天下充国计者，有田亩之税，关市之征，醝茗之息，酒榷之课。是数者，其大略也，而取之皆有艺极，是谓常经，不可得而增损。凡朝廷祭祀之供，使客之奉，六军之须，万官之俸，与夫乘舆服御、匪颁好用之式，皆仰此取足焉。以其岁之所入几何，较其岁之所出几何，则其有馀不足，大概可见矣。然古人谓取天下之财，供天下之用，未有不足者。况陛下自中兴以来，励精图治，不迩声色，不务宴游，前世侈靡之事皆所不为，则于财赋固无轻费妄用，宜其蓄积加多，而沛然充羡。今乃不然，郡国之间，补苴罅漏，言匮乏者十常八九。此无他，官吏不能体国，并缘为奸，上下相蒙，其弊乃至此耳。《礼》曰：「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」。今日之事，唯当诏天下谨财用之蓄藏，而令主计之臣稽考每岁出入之数，积其赢馀，无得妄费，以待不时之须。则所谓九年之蓄者，数岁之后，亦可以驯致其效，顾不美欤。

《三朝宝训》：「大中祥符元年，上语近臣曰：『京师民庶迩来渐事奢侈，衣服器玩多傅以金，虽累申条约，终未禁止。工人镕锻为箔，日增其数，计所费金，岁不下五六万两。坏不可复，浸以成风，良可戒也』」。

臣闻好侈靡者，天下之常情；尚素朴者，人君之美化。自古帝王当太平极治之时，惧天下之人侈心将萌，必命有司申旧章，颁宪度，昭节俭，抑淫侈。凡服用之过制者，莫不有禁。盖欲检押之常情，使之成忠厚之俗也。仰惟真宗皇帝纂列圣之休，抚盈成之运，丰亨豫大，万物盛多，故民间渐事奢侈，而以黄金巧饰器服。圣虑高远，究极其弊，明诏近臣申严条约，深得古帝王之用心矣。盖金为天下之至宝，而国用之所资，使众庶之贱皆得靡溃于器服之间，岂不重可惜哉？臣尝考之于古，苏秦说赵，陈平间楚，卫青击胡，有功，其所赐黄金或万镒，或四万斤，或二十万斤，而梁孝王一小国，所积乃至四十万斤。长安之乱，省中金以万斤计者犹六十匮，何其多也！自魏晋以降，始不闻有此充羡。夫金之为物，产于天地之间，百鍊而不耗，宜乎后世之多于前古。然以近史观之，其数未尝有及于古者，岂非风俗侈靡、积习耗蠹而致然邪？且海内产金之地有几？凿山披沙，积累于铢两之微，其得之不为易矣。一旦聚于都市，末作之徒乃并肩列肆，兢丽争功，镕之销之，以为悦目之具。以一京师而计，所费金岁不下五六万两；合天下而较之，其费不知几何？以数十岁之积累，未必能供一岁之用。然则近时之金少于前古，无足怪者。仰惟陛下恭俭爱物，出于天性，固尝念庶俗侈靡，屡敕销金之禁。然而比年民物阜康，骄奢所习，殊未衰止，器服之饰，过制尤甚。销金之外，又有泥金、贴金、剔金、缕金，为丝为线之类，号名非一。傥不重其赏罚而申严之，示以必行，则因循岁月，未见其能止也。诚能止之，则非独宝货之藏免于妄费，而下不僭上，贱不拟贵，亦足辨天下之大分。臣观《三朝宝训》，窃见国家禁销金者，莫严于真宗之朝，故敢昧死以祥符圣训为今日献（《华阳集》卷二三。又见《南宋文范》卷二六。）。

蓄：原无，据四库本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