绍兴二年正月十六日进御故实曰：《国语》：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，以为司马。河曲之役，赵孟使人以其车干行，献子执而戮之。众咸曰：「韩厥必不没矣，其主朝升之，而暮戮其车，其谁安之」？宣子召而礼之曰：「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。夫周以举义，比也；举以其私，党也。夫军事无犯，犯而不隐，义也。吾言女于君，惧女不能也；举而不能，党孰大焉。事君而党，吾何以从政？吾故以是观女，女勉之！苟从是行也，临长晋国者，非女其谁」？皆告诸大夫曰：「二三子可以贺我矣。吾举厥也而中，吾乃今知免于罪矣」。

臣观自昔人君最恶者朋党，而人臣之得罪，亦无大于此，其故何也？为其不忠也，为其不正也，为其不公也。夫不忠则欺，欺则必党而后售；不正则邪，邪则必党而后立；不公则私，私则必党而后成。苟为其情，不出于此三者，亦无事于党矣。为人臣而甘为不忠、不正、不公之行，以安受其恶名，亦岂人情也哉？盖仁义之道薄，而利心胜之，则趋陷于此，而不自知焉耳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怀仁义以事君者，则不其然。忠而不欺，与之共事者皆所同心；正而不邪，与之并进者皆其同类；公而不私，与之同心同类者乃皆一意于公家耳。故更相称誉，不为朋党；转相汲引，不为比周。何则？忠于为国，无邪私也。是以为大臣者，以人事君，唯恐其才之不宜，而有愧于所称。居下位者，由荐入官，唯恐其职之不修，而有负于所举。处荐才之地，则引之不以为恩；任当官之责，则犯之不以为怨。恩怨两忘，而唯义之从，尚何朋党之有？臣于赵盾、韩厥之事，窃有取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