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贵于文者，以能明当世之务，达群伦之情，使千载之下，读之者如出乎其时，如见其人也。若夫善立言者不然，文虽同乎人，而其所以为文，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。孟子七篇之书，叙战国诸侯之事，与夫梁齐君臣之语，其辞极于辩博，若无以异乎战国之文也。扬子之书数万言，言秦汉之际为最详，简雅而闳深，若无以异乎西汉之文也。至其推性命之隐，发天人之微，粹然一归于正，使学者师用，比之六经，则当时所谓仪、秦、谷永、杜钦辈，岂惟无以望其门墙，殆冠履之不侔也。宋兴百馀年，文章之变屡矣。杨文公倡之于前，欧阳文忠公继之于后，至元丰、元祐间，斯文几于古而无遗恨矣，盖吾宋极盛之时也。于是丞相魏国苏公出焉，以博学洽闻，名重天下者五十馀年，卒用儒宗位宰相，一时高文大册悉出其手。故自熙宁以来，国家大号令、朝廷大议论，莫不于公文见之。然公事四帝，以名节始终，其见于文者，岂空言哉？论政之得失，则开陈反覆而极于忠；论民之利病，则援据该详而本于恕。有所不言则已，既言于上矣，举天下荣辱是非，莫能移其所守，可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也。若其讲明经术之要，练达朝廷之仪，下至百家九流、律历方技之书，无不探其源、综其妙者，在公特馀事耳。此所以一话言、一章句，皆足以垂世立教，革浇浮而已媮薄，与轲、雄之书百世相望，而非当时翰墨名家者所能彷佛也。公元丰中受诏为《华夷鲁卫录》，书成，序之以献。神宗读之，曰：「《说卦》文也」。今考其书，信然，则公之他文可知矣。公殁四十年，公之子携始克集公遗文，得诗若干，内外制若干，表奏、章疏、志铭、杂说若干，使藻预观焉。藻少习公文，以不护拜公为恨者也。今乃尽得其书读之，可谓幸矣，故谨识其端而归其书于苏氏。绍兴九年三月十五日，显谟阁学士、左中大夫、提举江州太平观汪藻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