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华使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粟。子曰：「与之釜」。请益，曰：「与之庾」。冉子与之粟五秉，子曰：「赤之适齐也，乘肥马，衣轻裘。吾闻之也，君子周急不继富」。原思为之宰，与之粟九百，辞。子曰：「毋，以与尔邻里乡党乎」。

臣以谓夫以车马衣服之盛如公西赤之家，则遗母之粟冉有无请可也。故孔子姑与之以六㪷四升之粟，以示意焉。而冉有不达，又请益之。孔子疑于有爱于粟也，故顿益之而至于四十六斛也。冉有不受命，遽以八十斛之粟与之，孔子所以恶其继富也。以原宪之贫，所谓蓬户桑枢、瓮牖二室者，则其贫可知矣。故孔子为司寇，而使宪为之宰以禄之，而与之以九十斛之粟也。然原宪辞之，而孔子不听，姑俾以其馀以与邻里乡党者。孔子非有固必于多寡之间也，亦施之当而已矣。然古量比今㪷为四升，则九十斛之粟当今三十六斛而已。以见古之赋予有制，而不为无艺之费也。至西汉，奉给固已用钱。如光禄大夫之奉，十有二千而已，然当时贡禹固已自谓禄赐愈多，家日以富。以此推之，则古之国用所以易足而不至于厚敛于民者，皆若此也。夫孔子与公西赤之粟寡而不为啬，与原宪之粟多而不为汰，适于当而已。夫圣人之所云为注措，至合于天道、当于物理则已矣。《传》曰：「天之道，其犹张弓乎。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馀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」。此天之道、物之理也。推孔子与粟之意而达之于天下，是则天之道也。后世天下之民至有饥无以食，寒无以衣，仰事俯蓄，无以遂其私恩，至于父子兄弟不相见，夫妇离散，以转徙于道路沟壑，可谓急矣。而为之上者，不唯不周之，又纵贪残之吏，为掊刻之术，以夺其衣食生生之资。而公卿大夫、将相贵近之家泉谷之积、金帛之多至不可胜数矣，方且加之以厚禄，益之以横赐。倾国帑而用不足，则又歛憔悴之民，破编户之产而取之。其为继富，不亦大乎？乌在其周急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