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忝预从臣，职当次对。虽婴疾疹，尚窃祠官，苟有见闻，自当论奏，庶逃尸素之责，以酬隆厚之恩。伏见元祐之初宰臣司马光、吕公著秉政当国，急于得人，首荐河南处士程颐，以为言必忠信，动遵礼义，实儒者之高蹈，圣世之逸民，乞加诏命，擢以不次，遂自韦布超居讲筵。而台谏臣僚朱光庭等又奏：颐道德纯备，学问渊博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有制礼作乐之具，实天民之先觉，圣世之真儒也。颐之见知于当世至矣。自颐之司劝讲，不为辨辞解释文义，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，固不可得闻也。及当官而行，举动必由乎礼；奉身而去，进退必合乎义。其修身行法，规矩准绳，独出诸儒之表，门人高弟莫获继焉。虽崇宁间曲加禁防，学者向之，私相传习，不可遏也。其后颐之门人如谏议杨时、右史刘安节、舍人许景衡、殿院马伸、待制吴给等，稍稍进用，于是传者浸广，士大夫争相淬砺。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，传者既失之蔽淫邪遁之辞，纷然淆乱，莫能别其真伪，河洛之学几绝矣。壬子年，臣尝至行阙，有教授仲并者言：「伊川之学近日盛行，士大夫将转而为伊川矣」。臣语之曰：「伊川之学不绝如线，可谓孤立，而以为盛行，何也？岂以其说满门，人人传写，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」？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。如喻樗辈，又益甚焉。或者又言非伊川门人，却皆进用，樗真其人也，仍不见知，近臣亦有信之而称叹者。故樗之改官入馆，舍人王居正命其辞曰：「顷穷西洛之渊源，遂见古人之大体」。夫西洛渊源，古人大体，虽其高弟谢良佐、游酢、杨时诸人尚难言之，而况樗等，曷为者也，乃敢托于词命，妄加褒借，识者有忧之。士大夫所学各分党与，互相排击，自此起矣。绍兴五年省试举人，经都堂陈乞，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。盖从于新学者，耳目见闻既已习熟，安于其说，不肯遽变。而传河洛之学者，又多失其本真，妄自尊大，无以屈服士人之心，故众论汹汹，深加诋诮。夫有为伊洛之学者，皆欲屏绝其徒，而乃上及于伊川，臣窃以为过矣。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，无非中庸，非有甚高难行之说，离世异俗之行，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。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，自颐兄弟始发明之，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也。不然，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，中庸所以接物，本末上下，析为二途，而其义愈不明矣。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，庶几言行相称，可济时用，此亦不易之至论也。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。自颐兄弟始发明之，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。不然，则或以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之书资口耳，取世资，以干利禄，愈不得其门而入矣。今欲使学者蹈中庸，师孔孟，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，是入室而不由户也，不亦误乎？夫颐之文于《易》则因理以明象，而知体用之一源；于《春秋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；于诸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，入德之序。然则狂言怪语，淫说鄙喻，岂其文也哉！颐之行，其行己接物，则忠诚动于州里；其事亲从兄，则孝弟显于家庭；其辞受取舍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。诸人虽禄之千钟，有必不顾也。其馀则亦与人同尔。然则幅巾大袖，高视阔步，岂其行也哉！昔者伯夷、柳下惠之贤，微仲尼则西山之饿夫、东国之黜臣尔。本朝自嘉祐以来，西都有邵雍、程颢及其弟颐，关中有张载四人者，皆以道学德行名于当世，公卿大夫之所钦慕而师尊之者也。如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韩绛、吕大防等皆论荐之。会王安石当路，重以蔡京得政，曲加排抑，故有西山东国之贤，而其道不行，深可惜也。今雍所著有《皇极经世书》六十卷，载有《正蒙书》一十七篇，颐有《易》、《春秋传》一十卷。颢虽未及著述，而门弟子质疑答问之语，存于世者甚多；又有书、疏、铭、诗并行于世，而传者多失其真。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官讨论故事，以此四人加之封号，载在祀典，比于荀、扬之列，以见圣朝虽当禁暴诛乱、奉辞伐罪之时，犹有崇儒重道、尊德乐义之意。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，委官校正，取旨施行，便于学者传习，羽翼六经，以推尊仲尼、孟子之道，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，而天下之道术定，岂曰小补之！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