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《春秋》之义，扬善伐恶，垂著王道，以诏万世。然晋文公乘惠、怀之无亲，得返其国。高梁之祸，天下之大恶也，而《春秋》不书。周襄王出居于郑，晋文为之诛子，大叔以定其位。阳樊之师，诸侯之极功也，则又不书，而书晋文断自伐曹侵卫之后。是何故也？圣人之意以为晋侯既有大恶，亦有极功，绝此补彼，使得相除，是以皆没不书，一与之新而后践土之勋烂然，独著于《春秋》。使王道而不本忠恕，如此则晋侯入国之恶不除，盖诛绝之不暇，岂复有此霸业之伟哉！《传》曰：「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」。其义盖出《春秋》。臣伏见宣和之季，金人用兵，上下大震，不知所为，吴敏以给事中伏閤请对，首建内禅之策，以坚外禦之心。是时太上皇帝久怀冲挹，然而外无朝廷之助，内有左右之沮，尧舜之志未有以发也。会敏白发其端，击节叹息，遂定大议。渊圣皇帝自在东宫，恭俭闻天下，及嗣位阼，万方相庆，乖离之心一变归往，至今天下固不可解。夫使人君以天下传，此古今之所至难言也，而敏以孤臣眇然冒雷霆之威，忘家族之祸而建明之，此天下之奇节。而去岁秋唐恪、聂昌、耿南仲、陈过庭等用事，百计诬蔑，窜之涪川，伤忠义之心，折謇谔之气，非所以视天下、观臣子也。陛下龙兴，四海蒙泽，当此时始望生还，而坐城下之盟，复窜岭表，使其垂白重亲泣血万里，臣诚伤之。且城下之盟自有主其议者，敏于是时未为宰相，众说眩乱，依违其间。至于金敌已还，敏为宰相，遂决意追袭，但为已失事机，斯敏之罪云尔，得谴不当与众人等。以是遂废定策之功，则已重矣。今录其过因废其功，臣窃谓必非仁圣本意，当时议者不详，失于建明而已。谓宜明诏还之，赦智谋之不逮，著忠力之无忘，以劝事君，非小补也。且臣当去岁之春，数诋朝廷专和议，则于敏非敢私也。当彼隆盛之时，臣与之争，及此斥逐，而为之言，区区何心，其间端为国体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