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《卷阿》，召康公戒成王也。言求贤用吉士也」。

事物之理，有危疑之机者，然后当戒。求贤用吉士，君人之常也。而召康公之戒其君，必以是为言者，盖方是时，帝王之大业成矣，天下之众治举矣。求贤用吉士，自众人视之，若在所可缓而非急务；由君子观之，制治要于未乱，保邦要于未危。以天下之大，事物之众，一日二日之间，其几有万，则上下内外，大小尊卑，非夫选贤拔能，众建官联，以与之共图于閒暇之时，则桃虫之微且将为拚飞之鸟，而桑土之固，曾不足以备阴雨之虞，未见其能制治保邦也。召康公之戒，不亦宜乎！贤者不可以苟得，贤者有以求而得之，则吉士皆为我用。孟子所谓「天下之父归之，其子焉往」是也。

「有卷者阿，飘风自南」。

阿，大陵也，以况则君也。「有卷者阿」，大陵之有曲者，以况则君虽大，然中虚而能受，体屈而能留，其化养之资博矣。非若南山之岩岩然，草木无所生之，而风无自而入也。飘风，回风也，以况则君子之来也。其「自南」，则化养万物之风也，以况则君子之去就行止若风之飘忽而不制于物，然其来也，斯能为上为德，为下为民，于以遂其化养之施焉。非若终风然，霾乎下，曀乎上，迅病暴急，而非物之所赖也。有卷者阿，故飘风自南。君能虚己，则贤者类至。理之所在，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。

「岂弟君子，来游来歌，以矢其音」。

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无可也，无不可也，惟道是从而已。无适也，无莫也，惟义与比而已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弗顾，系马千驷弗视。然则敦为来哉？夫惟大有为之君，降己之势而惟德之尊，忘己之贵而惟道之乐，虚中以俟之，屈体以接之，则其求之非无道也，非无义也。于是可以出矣，隐其身而不见则非也，故曰「来游来歌」；于是可以语矣，闭其言而不出则非也，故曰「以矢其音」。始见其可悦也，悦之而来游，与所谓永矢弗过者异矣。又见其可乐也，乐之而来歌，与所谓独寤歌者异矣。又见其可与有为，可与有行也，于是矢其音而告之以善道焉，则与所谓金玉尔音者异矣。且声成文谓之音，斯告之以善道而必谓之音，岂非君子以言则成文欤？矢，取其辞之直也。皋陶之矢厥谟，盘庚之出矢言，皆直陈其事而无复有所隐也。君子之告其君以善道，亦若是而已。

「泮涣尔游矣，优游尔休矣。岂弟君子，俾尔弥尔性，似先公酋矣。尔土宇昄章，亦孔之厚矣。岂弟君子，俾尔弥尔性，百神尔主矣」。

「泮涣尔游矣，优游尔休矣」者，言君子乐为之用，则君无为而用之有馀裕而然也。泮则异于主也，奂则异于合也，不为物主而物不累己，不与物合而己不累物，则其游乐矣。优则无忧也，游则无止也，用优之时而无所忧虞，远游之时而无所定止，则其休至矣。泮奂其游而无拘迫之忧，所谓囿物而非囿于物，君之所以为大。优游其休而无遑遽之劳，所谓役物而非役于物，君子之所以为尊。反是则丛脞烦碎，而天下终不可治也。此诗之作，亦所以戒人君之自用欤。「岂弟君子，俾尔弥尔性，亦孔之厚矣」者，性之本体混然圆成，无欠无馀，非有待而然也。及夫情窦一开，与接为构，物且得以间之，而喜怒哀乐之发或乖其和，刚柔缓急之用或失其齐，于是始有待于充而成之，以复其初者矣。「岂弟君子，俾尔弥尔性」，充而成之，使无间以复其初之谓也。盖惟君子之与处，则晦斯光，窒斯通，亡斯存，败斯成，所谓「弥尔性」，此类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弥纶天地之道」。虽天地之道阴阳刚柔，其用不能无有馀不足之愆，故有待于《易》之弥纶，然则况于人乎？「似先公酋矣」者，酋，就也，万物讹于南而酋于西。《庄子》曰：「正得秋而万宝成」。所谓酋者，若此君惟得贤以弥其性，是故以言则大，以心则一。心有所不为，为无不成，有所不革，革无不服。畜之为德而日新，著之为业而富有，盖其成器而动，则将无适而不就也。乃若先公，则如公刘然，其仁足以爱民，其义足以威敌，其于先王之烈为能力行而有至。是其酋有如此者，要有以似之，则为善继耳。「尔土宇昄章，亦孔之厚矣」者，言王能得贤，以弥尔性，似先公酋矣，故能下有得乎地，上有得乎天，皆如下文所云也。昄，大也。阴复而静则小，阳反而动则大。言天子辟其土地，则动而大之事也，故言「昄」，若《书》言「率宁人，有指疆土」，《诗》言「日辟国百里」，所谓辟其土使昄也。章，文之成也。万物之文杂于东南而成于西南，故赤白为章，文于是乎著也。言天子治其宫室，则贲饰之事也，故言章，若《诗》言「翼翼寝庙」，《书》言「用宏兹贲」，所谓治其宇使章也。辟其土使昄矣，斯有以尽地之利。治其宇使章矣，斯有以定民之居。尺地莫非其有，而皆得其养，一民莫非其臣，而各安其居，王之德于是可以配地矣，故曰：「亦孔之厚矣」。盖若《易》言「君子以厚德载物」，厚于是为至矣也。「岂弟君子，俾尔弥尔性，百神尔主矣」者，君有道以得民，有德以服众，有若地之德以载物矣，则彼其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者，岂庸释我哉！诚其所享也，谦其所福也，宜其以我为主而安乐之，若孟子所谓「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」者矣。

「《民劳》，召穆公刺厉王也。民亦劳止」至「以近有德」/是诗言民之劳，愿与之休息一也。然始终四章皆言「惠此中国」，而独其中一章言「惠此京师，以绥四国」者，盖治自内而外，化自上而下，厉王诚能脩德发政以惠京师，则足以绥四国而怀万邦矣。惟其不能端本以求治，故泽不下究，而其失弥广。然则独于中推本言之，则始终之意从可知矣。「无纵诡随，以谨罔极」者，诡随之人无以检之，俾至于惛而不明，怓而不静，则其甚也，莫不违中而妄作矣。《书》曰：「民心罔中，惟尔之中」。上劳民而无度，下诡随而罔中，理则然也。「式遏寇虐，无俾作慝」者，寇虐之人无以遏之，俾至于憯不畏明，而民怀忧惧矣。又莫之恤，则不畏明者斯作慝矣。孟子曰：「饥者弗食，劳者弗息，睊睊胥谗，民乃作慝」。夫民劳而不得息，已患其作慝，况寇虐者无以遏之，则作慝者众矣。且善则苟违之，谓之诡，恶则苟从之，谓之随，此言其恶之著乎己。彼□而我寇之，彼安而我虐之，此言其恶之加乎人。诡随之为恶也微，尚欲其无纵，寇虐之为恶也既著，故在乎遏之。无纵诡随之人，以谨其失中，式遏寇虐之人，而禁其作慝，此民劳之甚，而幸其君之庶几能自勉者如是也。夫有威可畏谓之威，有仪可象谓之仪，况人君之威仪，天下之所视效，而治乱之所系，乌可以不敬哉！一或妄动过举而无爱民之心，是民之所以劳也。德惟治，否德乱，与治同道罔不兴，与乱同事罔不亡，为人上者，乌可以无德哉！无德而居上，则无爱民之政，是民之所以劳也。然民之所以望于厉王者亦薄矣，姑欲其敬威仪而近有德耳。敬其威仪者，其心未必诚，近有德者，非必有至善之实，亦追之而已。凡此皆思其上之不可得，则庶几其次焉者耳。

「民亦劳止」至「而式弘大」/小康非所敢望也，小休非所可得也，至于小息犹且不容，亦庶几得顷刻之愒而已。民之劳日益甚而不得愒，则厉王之政愈急而不知反故也。「惠此中国，俾民忧泄」者，此又忧之大者也。前言「无俾民忧」，幸其无忧也。今曰「俾民忧泄」，则既有忧矣，幸其散而已。泄，散貌，通适而无滞之义也。若传所谓「其乐泄泄」，亦取其通适而无忧滞之义意，所谓「俾民忧泄如此耳」。「无纵诡随，以谨丑厉」者，丑厉，言小人之无忌惮也。诡随之人莫之禁止，则岂徒失中而已哉，将必至于丑厉之可恶。失中而至于丑厉可恶，则廉耻亡矣，其何以为国乎？「式愒寇虐，无俾正败」者，正败，言君子之道消矣。寇虐之人莫之遏绝，则岂徒作慝而已哉，将必至于败而弗救。作慝而至于正败弗救，则奸宄肆矣，其何以为民乎？「戎虽小子，而式弘大」者，则又责王以自及也。言王虽以小子自为，然上为天之子，下为民之君，则天位天职用宏大也。今又诡随之徒暴其丑厉而有害于为国，寇虐之徒敢于败正而有害于为民，是将无以居天位而治天职矣，此穆公之所深忧也。

「民亦劳止」至「是用大谏」/「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安」者，安危之反也。小康则以勤为忧而已，未勤也。小休、小息、小愒则勤矣，而未以危为虑也。民劳之甚，至于危惫而愿得小安，则于是亦云极矣，故于卒章言之也。「惠此中国，国无有残」者，先言「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」，则自中国至四夷皆欲其绥之也。其后言「惠此京师」，则庶几其能绥四国而已。先言「惠此中国，以为民逑」，则尚欲其与中国之民为好匹也。其后言「惠此中国」，则庶几其能俾民忧泄而已。至于四国，又莫之能绥也。民忧又莫之能泄也，则于是庶几其国无有残而已。盖足寒伤心，民劳伤国，必至之理也。故始则以民忧为恤，终则以国残为忧。民残则国残，国残则将反以自残，是可为之深忧也。「无纵诡随，以谨缱绻」者，诡随之徒亦丑厉既可恶矣，又纵之而不禁，则其戾善从恶之心愈谬而不可改。缱绻，以言其陷于非善，反覆拘挛而终不能以自释也。「式遏寇虐，无俾反正」者，寇虐之徒，其陵弱暴寡，既败正矣，又莫之遏绝，则善者无所怙，恶者无所惧，正将尽反而为不正矣。正反则无正，非特败而已也。噫！诡随之恶至于缱绻而不可解，寇虐之乱至于正反而不可救，而厉王犹且劳民而不知止，此穆公所以深刺也。盖人君之恶莫大于虐民而失之，故厉王之恶非一，而独以厉得名，亦著其恶之大者耳。虽然，进思尽忠臣之义，则不可替也。故是诗卒曰：「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谏」。夫厉王之恶如此之著，而方且欲其德如彼之全，于是大谏以觊其或改，则穆公爱君之深，忧民之切，初不计其言之听与否也，尽其忠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