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尽言招祸，古人所戒，言路之臣，岂能免此！臣伏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，当绍圣之初，与其弟卞俱在朝廷，导赞章惇，共作威福。卞则阴为谋画，惇则果断力行，且谋且行者京也。哲宗笃于继述，专于委任，事无大小，信惇不疑。卞于此时假继述之说以主私史，惇于此时因委任之笃自明己功。京则盛推安石之圣过于神考，以合其弟；又推定策之功，毁蔑宣仁，以合章惇。惇之矜伐，京为有助；卞之乖悖，京实赞之。当此之时，言官常安民屡攻其罪，京与惇、卞共怒安民，协力排陷，斥为奸党。而孙谔、董敦逸、陈次升亦因论京，相继黜逐。哲宗晚得邹浩，不由进拟，寘之言路。浩能忘身徇节，上副圣知。京又因其得罪，从而挤毁。是以七年之间，五害言者，掩朝廷之耳目，成私门之利势。言路既绝，人皆钳默，凡所施行，得以自恣，遂使当时之所行，皆为今日之所改。臣请略指四事，皆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也。蔡卞之薄神考，陛下既明其罪矣，兄弟同朝，埙篪相应，事无异议，罪岂殊科？一黜一留，人所未谕。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一也。邢恕之累宣仁，陛下既明其罪矣；宣训之语，究治之事，陛下既察其诬造，于是司马光、刘挚、梁焘等皆蒙叙复。京尝奏疏，请诛灭挚等家族。审如京言，则所以累宣仁者岂特邢恕一人而已哉？在恕则逐之，在京则留之，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，而慰宣仁在天之灵乎？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二也。章惇自明定策之功，追贬王圭；京亦谓元丰末，命京带开封府刽子携剑入内，欲斩王圭。京之门人皆谓京于此时禁制宣仁，京亦有社稷之功。今陛下雪圭之罪，还其旧官，则是以惇之贬圭为非也。在惇则非之，在京则留之，如是，则惇有词矣，圭有憾矣。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三也。章惇之初，笃信京、卞，倾心竭意随此二人，假继述之说以行其私，三人议论，如出一口。自绍圣二年十月卞为执政，于是京有觖望，而与惇暌矣。四年闰二月，林希为执政，于是京始大怨，而与惇绝矣。自今观之，京之所以与惇暌绝者，为国事乎？为己事乎？然京之所以语人者曰：「我助惇而惇不听也，我故绝之；我教卞而卞不从也，我故怒之。我与弟卞不相往来久矣，我缘国事，今与爱弟不相往来，而况于惇乎」？臣窃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，亦必以此言也。何以验之？卞之赴江宁也，京往饯之。期亲远行，法当赐告，而京之所以告閤门者，初以妹行为请，法不许也，遂请朝假，终不敢以弟卞为言。虽在朝假，而日至国门之外。京之动静如此，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实乎？此明主之所宜察也。且兄弟同朝，共议国事，自无不相往还之理。假使不相往还，岂人伦之美事乎？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四也。陛下即位之初，以用贤去邪为先，而京之蒙蔽欺罔，曾无忌惮。陛下必欲留京于朝者，其故何哉？臣知陛下圣意本无适莫，而京之所以据位希进，牢不可拔者，盖以韩忠彦、曾布不能为国远虑，轻率自用，激成其势故也。京、卞同恶，天下所知，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议，则显正二人之罪，何难之有？忠彦等不务出此，而果于自用，于是托于谋帅，而出之太原。虽加以两学士之职，而实以诡计除之。想当进拟之时，必有不情之奏，用奇设策，不由诚心。二圣安得而无疑，公议亦以为未允。及京之留，布复争辨，再三之渎，无以取信，相激之势，因此而成。唐明皇欲用牛仙客为尚书，张九龄以为不可。明皇曰：「但加实封可乎」？九龄又以为不可。明皇变色曰：「事皆由卿耶」？李林甫曰：「仙客宰相才也，何有于尚书？九龄书生，不达大体」。由是明皇悦林甫之言，卒相仙客，而九龄由是浸疏，终见黜罢。今忠彦及布无九龄之望，而京之气燄过于仙客，因势观望，而为林甫之言者不知几何人也。陛下进贤退邪，法则尧舜，明皇之事，固不足道，然而天下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，以京之复留故也。京之所以复留者，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。去之不以其道，则留之者生于相激。万一京果大用，则天下治乱，自此分矣。崔群谓唐之治乱，在李林甫、张九龄进退之时。今京轻欺先帝，与卞无异，而又归过于先烈，卖祸于惇、卞，曲为自安之计，而陛下果留之也。今既可复留，后亦可以大用，天下治乱之势系于一京，崔群之言可不念耶！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祸乱之机，不可以不早辨也。陛下嗣位之初，首开言路，可谓知所先务矣。臣愚首预兹选，明知京在朝廷必为大患，而不能以时建言，万一有意外不虞之变，陛下翻然悔悟，诛责当时言事之臣，则臣虽碎首陷胸，何补于事？此臣所以愤闷而不敢默也。臣尝为卞所荐，与京无纤介之隙，所以言者，为国事耳。非特为国，亦为蔡氏也。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，初因自利，终必累国。国有迍邅，私家将安归乎？卞之尊绍王氏，知有安石，岂知有神考；知有金陵，岂知有京师。绝灭史学，一似王衍；重南轻北，分裂有萌。臣之痛心默忧，非一日也。真宗景德中，北虏至澶渊，王钦若请驾幸金陵，当时若用此请，则天下分为南北久矣。赖真宗用寇准之言，所以四方混同，得至今日。天锡陛下，聪明仁勇，融会南北，去卞不疑；然而京尚未去，人实忧之。兄弟一心，皆为国害，一去一留，失政刑矣。唐会昌中，工部尚书薛元赏与其弟京兆少尹、权知府事元龟皆宰相李德裕之党。及德裕既败，贬元龟为崖州司户，元赏为忠州剌史。乃者苏轼及辙，亦兄弟也。古今故事，非不明白，何独一京，获以计免？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，不知祖宗基业何负于蔡氏乎！且自京、卞用事以来，牢笼荐引，天下之士，处要路、得美官者不下数百人。其间才智艺能之士、可用之人诚不为少。彼皆明知京、卞负国，欲洗心自新，舍去私门，顾朝廷未有以招之耳。臣谓京在朝廷，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指为蔡氏之党；若京去朝廷，则此数百千人者皆为朝廷之用。所以消合朋党，广收人才，正在陛下果于去京而已。此非臣之臆说，乃神考已用之术也。熙宁之末，王安石、吕惠卿纷争以后，天下之士分为两党。神考患之，于是自安石既退、惠卿既出之后，不复用此两人，而两门之士则皆兼取而并用之也。当时天下之士，初有王党、吕党，而朋党之祸终不及于朝廷者，用此术耳。今陛下留京于朝廷，而欲收私门之士，是犹不去李昪、钱镠，而欲收江浙之士也，不亦难乎？然则消党之术，唯在去京而已。今京关通交结，其势益牢，广布腹心，共谋私计。羽翼成就，可以高飞，愚弄朝廷，有同儿戏。陛下若不早寤，渐成孤立，后虽悔之，亦无及矣。自古为人臣者，官无高下，干犯人主，未必得祸，一触权臣，则破碎必矣。或以为离间君臣，或以为买直归怨，或托以他事阴中伤之，或于已黜之后责其怨望。此古之人所不免也，臣岂敢自爱其身乎？若使臣自爱其身，则陛下不得闻京之罪矣。国家内外无事一百四十一年矣，太平之久，古所无有，甚可畏也。譬如年老之人，康宁无疾，日服温暖，犹恐气衰，至于保养阴邪，必成心腹之患。京在朝廷，何以异此？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业，独持威福之柄，断自宸衷，果于去恶，天下幸甚（《皇朝文鉴》卷六二。又见罗从彦《豫章文集》卷九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九○原注，《宋朝事实》卷一○，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一一，《九朝编年备要》卷二五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八一，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一○五。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