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近具劄子言：「尚书左丞蔡卞持不合之意，处宜去之时，迟徊顾位，复何所待？愿以臣章示卞，使卞自为去就」。未蒙施行。续具奏状言：「先帝嗣位之初，事有更改，大臣之预议论者，卞皆笑其阿随，疾其奸罔。至于太学之士尝习诗赋者，卞皆薄之，目为元祐进士，为其徇时而改所习也。今陛下继志述事，光续前烈，好平恶偏，弃彼取此，凡卞之所谓是者浸已更改，卞亦幡然而从，不复固执。此与元祐阿随之臣殆无以异。躬不自厚，用违其言；动静失时，因累国体。臣之所论，安可已乎？乞并臣前章，皆以示卞」。未蒙施行。续又具劄子言：「卞以安石自任，俯视侪辈。朝廷诛赏系其爱憎，人材废兴唯所取舍。矜其执守，坚若金石。时异事变，则随而不执，默据高位，恬不知动。伏望圣慈特降睿旨，检会前件劄子奏状，允臣所请，皆以付卞，使卞自为去就」。未蒙施行。续又具奏状言：「臣恭惟哲宗皇帝念神考有为之艰，惩元祐纷更之速，笃于继述，一于委任。七年之间，专用一相，虚心注意，可谓至矣。误朝迷国，罪在臣下。而议论之人，推考往事，不知先帝圣意所起，詾詾之言，或干陵庙。爱君之士，追痛不已，愤疾章惇，欲正其罪。臣谓惇为宰相，既专且久，怨怒所丛，咎责固大，此天下之所共喻也。然而惇迹易明，卞心难见。用《春秋》责意之法，则难见之罪，安所逃乎！盖自绍圣以来，卞以经术自任，以安石自比，托继述于诏令，寓好恶于刑赏。痛斥流俗，则至于诛绝言路；深嫉元祐，则至于雠毁宣仁。体之大者，唯此二事，末流之祸，不可胜言。凡惇之所行，其谋皆发于卞，立为成说，胁持上下，自谓出于安石，孰敢不信。名曰国是，孰敢不从？惇虽强梁，在其术内，奉行其说，唯恐不及，见卖而不知，受绐而不悔，势穷力极，而尚未改也。昔者王安石尝谓神考曰：『流俗权重，则天下之人归流俗；陛下权重，则天下之人归陛下』。神考用其说者，所以收天下之权也。自熙宁之末，安石去位，神考操驭臣之柄，不间彼此，用人惟己，立贤无方，熙宁流俗，稍复收召。当此之时，四海之士皆洗心而自新，愿受知于君父，是以天下之权常在神考。然则流俗之所以为流俗者，神考既赦其往愆而不复罪矣，卞亦何心，追咎不已，违神考日新之绪，胶熙宁趣变之迹。守此意者谓之守正，立此说者谓之特立，非其类者指为邦朋，议其失者指为邦诬。于是用其所谓守正特立之士，去其所谓邦朋邦诬之人，合乎此者我所谓是，不合乎此者我所谓非。总其所谓是，名之曰国是；总其所谓非，名之曰流俗。是以天下之士，以流俗见恶者十有六七。既恶其人，因废其言，持平者谓之两可，献忠者谓之诽谤。遂使天下之士钳口结舌，朝廷之所见闻者不过三数人耳。人人畏祸，谁复敢语！自去年邹浩既贬，御史所劾，巧于诏旨之外，文致深罪，近自侍臣，远及寒士，流离窜斥，朝野震伤。以言为讳，至于如是，安惇之罪，人所切齿。然而见微之士寻考根源，则痛斥流俗，本出于卞，及其末流，势自如此。然则邹浩之贬，有自来矣。故《春秋》责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。宣仁圣烈皇后有大功德于天下，哲宗皇帝尝语近臣曰：「宣仁，妇人之尧舜也」。崇报之心，岂有极乎！然以失职之臣，不加将顺，恨奸党之得用，愤流俗之见与，章疏密补之言请降于外，理诉自私之语深摘其过。设负冤抑，亦不得伸；意或忠嘉，亦坐重谴。凡元祐之所行，必扫荡而后已，如刈草而去其根焉，则宣仁所厚如瑶华者，安得而不废乎？奉行其事，虽在惇等，然而见微之士寻考根源，则深嫉元祐，本出于卞，及其末流，势自如此。然则瑶华之废，有自来矣。故《春秋》责意之法，不可以不明也。卞以经术自任，以安石自比，而误朝迷国，乃至如此！祸根罪首，实出其心，公议沸腾，罪不可掩。陛下以天地之度，无所不容，优假大臣，务在体貌，卞于进退，礼当如何？而乃用违其言，恬不知动。是以臣之前章，姑请示卞，欲以观其去就，屡渎天听，未赐允从。圣德宽大，非臣浅陋所能窥测，然臣之职事，义不可已。乞以臣章，降付三省」。未蒙施行。臣窃惟痛斥流俗，而至于诛绝言路，深嫉元祐，而至于雠毁宣仁。卞唱此说，立为国是，胁持上下，逆天违人。致使海内有詾詾之言，我家有难处之事。若谓所行皆当，亦宜固守不移，今复安位，随而不执。大臣如此，尚可与之谋国事乎？臣职在谏省，忝司耳目，凡今日之所极论，皆曩时之所亲见，为国寒心，非一日也。虽圣德宽大，容贷如天，而渠魁胁从，亦当区辨，岂可并恕而俱释乎？伏望圣慈采恤公议，速示威断，以警列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