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甲/先王为比闾族党州乡以立军政，居则为力耕之农，出则为敌忾之士。盖当是时，天下无不受田之夫，故均无贫焉，而人知食力而已，游惰奸凶不轨之民无所容于其间也。自井田之法废，民无常产久矣，富者餍膏粱，被文绣，酣豢逸乐，未尝知有服劳也。贫者终岁勤动，仅能糊其口，一有失职，则饥殍随之。游惰之民往往应募而为兵，一系军籍，则上下临制，如束湿薪，虽有奸凶，无所逞也。自祖宗以来，讨平祸乱，兼制夷狄，用此而已，未闻有他虞也。今欲什伍其民，以代募兵，则富者安于逸乐，脆软而不可用；贫者更番月阅，则老弱无所赖，转为沟中瘠矣。游惰奸凶无所拘系，则散而为盗贼，皆理之必至也。比户之民既已输赋租以充军食矣，而身又不免焉，岂不重困民乎？若以赋租可减，则自熙宁至元丰十有馀年，未闻有减也。予以谓井田既不可复，而欲一兵农，未见其可也。

三司节略却吕嘉问起请仪鸾司供内中䌽帛文字，却奏请为拟吕嘉问起请，乞指挥。其意欲以内东门要䌽供上元禁中用，而嘉问起请，致妨阙，中伤嘉问，又归咎于中书立法，云云。余曰：「如此等事非陛下躬俭，即人臣岂敢如此立法？臣见陛下于殿槛上盖毡尚御批减省，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，糜费于结络」。上曰：「本朝祖宗皆爱惜天物，不忍横费。如此糜费，图作甚？汉文帝曰：『朕为天下守财耳』」。余曰：「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，虽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舆，不为过当，守财之言，非天下之正理」。

舜作漆器，群臣咸谏，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？虽庸人知其不可为也。荆公以师臣自任为天下儒宗，而所以导其君如此，百世而下，谀臣得以藉口为天下祸，庸非斯言乎？

余奏：「既立结吴延征，即须处分。王韶招捉木征，然后蕃部无向背专附延征」。云云。潞曰：「夷狄自是夷狄，略近勤远非义。即自已深入险阻，费运馈，不可不计」。下梢曰：「秦汉以后事不足论。如《诗》称高宗奋伐荆楚，深入其阻，『如火烈烈，则莫我敢遏』，非是不攻夷狄。如火烈烈，其师必众，师众必用粮食，非是不费运馈。如镇洮，更自是中国地，久为夷狄所陷，今来经略，亦不至劳费」。

先王之于夷狄，至于不得已而用兵，盖有之矣。争城争地而战，则孟子所谓服上刑者，而引《诗》以为證，不亦异乎？

上曰：「市易卖果子烦细，且令罢却，如何」？余曰：「市易司但以细民为官科买所困，下为兼并取息所困，故自投状，经市易司，乞借官钱出息，行仓法，供纳官果子。自立法以来，贩者比旧皆便，得见钱无留滞云云。陛下为其烦细，以为有伤国体，臣愚窃谓不然。今设官监酒，一升亦沽，设官监税，一钱亦税，岂非细碎？人不以为非，习见故也。臣以为酒税如此，不为非义，何则？自三代之法，固已如此。《周官》固已征商，然不云几钱以上乃征之。泉府之法，物货之不售，货之滞于民用者，以其价买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，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卖。周公制法如此，不以烦细为耻者，细大并举，乃为政体。尊者任其大，卑者务其细，此先王之法，乃天地自然之理。如陛下朝夕检察市易务事，乃似烦细，非帝王大体，此乃书所谓元首丛脞也」。

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征商古无有也，盖自贱丈夫始，恐无一钱亦税也。先王之时，惟祀兹酒，故曰：「群饮，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」。虽纣为人君，数其罪亦不过沈湎于酒耳，必不设法招致使民酣醟，而日较其增亏也。榷酤之法，自桑弘羊为之，当时以谓烹弘羊乃雨，则人情可知矣。以为因袭之久，国计赖之，未能遽已可也，以为三代之法已如此，其欺我哉！《周官》泉府歛市之不售，货之滞于民用，以其价买之，以待不时之买者，所以与通货贿也。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滞于民用者，而官皆歛之，此与贱丈夫登龙断而罔市利者何异哉！以是为政体，不亦谬乎？夫柄臣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授之有司，有司不奉法，柄臣察之可也；柄臣议法失其旨，其谁当正之？固人主所当察也。故上无壅蔽，而下情得以上通，而民被其泽矣。论道之官，议法罔利，烦细如此，实伤国体，而人主不得问，问之则以为丛脞，果何理哉？

余曰：「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，知天之所为，然后能为天之所为。为天之所为者，乐天也。乐天者，然后能保天下。不知天之所为，则当畏天，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，故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者，为诸侯之孝而已。所谓天之所为者，如河决是也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然河决以坏民屋，而天不恤者，任理而无情故也。故祁寒暑雨，人以为怨，而天不为之变，以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。『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』。尧使鲧治水，汩陈其五行九载。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，宜其寝食不甘，而尧晏然不以为虑，此能为天之所为，任理而无情故也」。

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汎滥于中国。孟子谓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治焉。而安石乃曰「尧晏然不以为虑」，不知何所据而然也？以忧恤百姓为不知天之所为，则文王视民如伤，其不知天甚矣。夫民穷而主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盖土溃之势也。保丁卖袄以置弓箭，甚者断指以免丁，其致怨可知矣。而导其君以为不必恤，不亦误乎？

余曰：「如今要作事，何能免人纷纭？三代以前盛王，未有无征诛而治也。文王侵阮徂共，以至伐崇，乃能成王业。用凶器，行危事，尚不得已，何况流俗议论」？

周之王业肇基太王，然太王避狄去豳，未闻有征诛也。先王用凶器行危事，盖有不得已。若以谓必有征诛，乃能成王业，此何理？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为兴王之本，以欺其君，其祸天下岂浅哉！

呈内藏库䌷绢许人户情愿纳见钱事，因曰上：「今岁两浙被三司令，人户情愿纳见钱折税䌷绢。薛向近奏添俵预买䌷绢钱，乃得平准轻重之意」。

预买䌷绢每匹俵钱一千，三司以纳绢折纳见钱，必高其估，此与王广渊俵丝钱折纳税䌷绢一体。聚歛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，故民间常以折变为患。今乃以折纳见钱、添俵预买为得平准轻重之意，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。

鲁公曰：「议者以为提举官将先催常平，如王广渊义仓事」。余曰：「先催常平物固无害，与义仓事不同。义仓是朝廷令劝诱，岂可先以百姓税物充？常平是出官本贷与，先催有何不可？若不许先催，则是令税足之后，方以枷棒催常平贷物，则自然致人议论」。又云：「枷棒亦不可废。今和买䌷绢若不纳，可不决否？今民间赊贷亦须以枷棒理之。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，即一散之后，何由可歛？既情愿贷官物，又收息少纵，使枷棒催之，亦何所妨」？

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税，则税必欠，虽不用枷棒催贷物，必用枷棒催税矣。此乃朝三暮四之说，而民受其弊则一也。私债于法不受理，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贷物也，已足以困细民，则此固可知矣。夫和买用枷棒，盖州县之过，非法意也，常平歛散自谓先王补助之法，窃意先王补助必无取息用枷棒追索之理。不务出此，乃引州县之过以自况，不亦异乎？

谕常平，陈曰：「此只是财利事，不行得有何所妨？臣在政府，日夕纷纷校计财利，臣实耻之」。余曰：「理财用者乃所谓政事，真宰相之职也，何可以为耻？若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，不能为人主守法者，臣亦耻之」。

《周官》太宰以九赋歛财用，以九式疏节财用，以九贡致邦国之用，则理财真宰相之职也。盖古之制国用者，量入以为出，故以九赋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，使用财无偏重不足之处，所谓均节也。取之有艺，用之有节，然后足以服邦国，以致其用。致犹致人之致，使其自至也，若夫王求车则非致也。然则先王所谓理财者，亦均节之使当理而已，徒纷纷较其赢馀以为宰相之职，则非其义也。

濮王不称皇，乃御史之力。上曰：「称皇是不得耶」？余曰：「无臣而为有臣，孔子以为欺天。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，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。且孝子慈孙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推濮王之心，岂敢当褒崇？然则如此褒崇，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」。

濮庙非帝业所基，与太王、王季异，故褒崇之礼不宜称皇，得礼之正也。荆公谓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，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，盖未尝深知周公追王之意也，周公岂欺天乎？

陕西诸帅稍探得西人欲作过，即勾下番兵马。余以为当约束勿使其然。庆历中西事所陷杀不过十万人，计天下一岁饥馑疾疫，所死何啻十万人，于天下未觉有损也；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穷者，妄费粮饷，最方今所宜戒。

边吏不能捍敌，致陷杀无辜之民，而以饥馑疾疫死亡者为比，又以一路杀伤之数与合天下较其多寡，此尤为无理。夫以十万之众，合天下之广言之，宜未觉有损也；以陕西一路言之，安得不以为多乎？昔者太王之避狄也，以为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，故去之。今乃以妄费粮饷为宜戒，而十万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为无所损，非谋国者之所宜言也。

上召两府对资政殿，出庆州军变文字。潞言「朝廷多所变更，人不安」云云。冯言「府界淤田，又修差役，又作保甲，人极劳弊不易」云云。余曰：云云，「更张事诚非得已，但更张去人害则为之，更张而更害人则不可为。又有事诚可为，而时势之宜未可以为者，亦未可以为。如讨夷狄，招边境，于今时事之宜，是未可为者（《礼记》以为事前定则不给，今天下事要须前定，不临时为人议论所移。」）。

用王韶日以开边招生羌、团结蕃户为功，乃曰「讨夷狄，招边境，于今时事之宜，是未可为者」，此言果何为也？方子华之西也，荆公尝自请往，未尝一言及此，因一败衄，辄出此言以自盖，然则咎将焉归乎？是欲以人主自任也。平时与同列争议，虽小事必胜而后已，兴师动众，安危所系，心知未可为而不言，尤非理也。

潞言：「人多言仁义，鲜能行」。上曰：「实能言仁义者不为多。仁义之实，亦自难知」。余曰：「杨朱不知义，墨翟不知仁，惟孟子乃能知仁义」。

杨氏为我不知仁也，墨氏兼爱不知义也，至于无父无君，乃其末流耳，非其本也。仁义之实难知，其信矣乎？

上曰：「朝廷亦无阿蔽，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，如何」？上勘河事官员，乃独遗却程昉，云云。余曰：云云，「今秉常幼，国人饥馑困弱已甚，陛下不能使之即叙，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。此非不察于小事，乃不明于帝王之大略故也。陛下以今日所为，不知终能调一天下，兼制夷狄否，臣愚窃恐终不能也。陛下若谓方今人材不足，臣又以为不然。臣蒙陛下知奖拔擢在群臣之右，臣但敢言不欺陛下，若言为陛下自竭，臣实未敢」。

荆公行一事，立一法，朝廷必从乃肯已，于君臣之际殆不可矶也。至或比神考为元帝，为桓、灵，论一程昉用意不均事，则以为不明帝王之大略，终不能调一天下，兼制夷狄，亦可谓尽言矣。其言之悖，虽敌己以下有不能堪者，犹以为未敢自竭，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？盖其得君如彼其专，行乎国政如彼其久，而功烈乃无足称者，故增为此言以自盖耳，恐非当时之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