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王所以阜安生民，善美风俗，济平治之功者，进贤退不肖，振遗革弊，以正官人，以善政事而已。后世亦尝进贤退不肖，振遗革弊矣，然而官人不加正，政事不加美，平治之功未云获者，则志之所趣，有不同也。人各有志，志之所趣，有公有私。公私相反，如冰炭方圆，不可得兼。徇公则忘私，营私则背公。夫志于公者，惟君民之念，苟益于君而便于民，则为之，不以恩怨、疏戚、好恶、利害之情自贰。谓可进者，必仁贤也；谓可退者，必邪枉也；谓可振者，必众之所欲也；谓可革者，必人之所厌也。故仁贤在位，众职咸举，邪枉见黜，而庶官无旷；良法必用，而上无遗善；宿弊必去，而民无受其患者。故官人正而政事脩，平治之功起也。志于私者则不然。计其身，不惟其君；顾其家，不思其国。苟利于己，虽负君而贼民，为之不疑。谓贤而进之者，非厚亲戚，则善故旧也；非报恩德，则媚贵势也。谓不肖而退之者，非复仇怨，则倾素望也；非嫉违戾，则茹寡弱也。谓遗而振之者，非趋世之所向，则苟异前人之事也；非谋己之私利，则徇私智之所好也。谓弊而更之者，非嫉前人之功，则迎时事之变也；非避己之害，则持偏见之所恶也。故贤者未必进，不肖者未必退，振而起之者未必利，革而去之者未必弊。故官人不加正，政事不加美，而平治之功未云获也。夫进贤退不肖者，沮劝之所在，人主操之以驭多士；振遗更弊者，利害之所系，人主审之以定理乱。士有进者，天下咸知以亲戚、故旧、恩德、贵势援而见进也，未必贤也；士有退者，天下咸知以仇怨、谮愬、违戾、寡弱毁而见退也，未必不肖也；事有兴者，则以媚时苟异，谋己私好之人献计而兴之也，未必利也；事有废者，则以嫉善迎时，避害私恶之人自谋而废之也，未必弊也。若是，则所进退者，尚足以立沮劝之权，而废兴者，尚足以定利害之几乎？非惟汩利害之几，败沮劝之权而已，贵者为之，贱者斯效之矣，大臣行之，小臣斯从之矣。有诸内必形诸外，发于近必达于远。贵贱、小大、内外、远近，人人背公家而营私利，蠹莫大矣。昔萧相国与曹参不平，至何且死，所推贤惟参。参代何，举事无所变更，一遵何之约束。齐桓公还管仲于鲁，取之桎梏之下，位于高、国之上，鲍叔之力也。管仲病，桓公欲用鲍叔，管仲以为不可，而举隰朋。汉昭帝时，宫中尝夜惊扰，霍光疑有变，就郎索符玺，不与，将夺之。郎按剑曰：「头可断，玺不可得」。明日，光荐郎，诏增秩二等。郭子仪与李光弼同在朔方，雅不相善，及子仪为使，有诏光弼中分其兵。光弼匿诏不敢言，入，要之以死。子仪下堂，执其手曰：「今非公不能东伐，岂怀私忿时邪」？遂分兵遣之，勉以忠义，执手相别，至于泣涕。天下之士，言必称姬孔，视萧、曹、管、霍、汾阳、临淮，犹珷玞尔；至好恶予夺之际，或有愧于二三子者，何哉？岂《书》所谓「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」者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