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世之议贡举者，大率有三焉：务华藻者，以穷经为迂阔；尚义理者，以缀文为轻浮；好为高世之论者，则又以经术、文辞皆言而已矣，未尝以为德行，德行者道也。是三者，各有所见，而不能相通。臣请原其本末而备论之，则贡举之议决矣。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动，当周旋进退之时，必称诗以喻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其后聘问不行于列国，学诗之士逸于布衣，于是贤人失志之赋兴，屈原《离骚》之词作矣。此文词之习所由起也。及其衰也，彫篆相夸，组绘相侈，苟以哗世取宠，而不适于用。故孝武好神仙，相如作《大人赋》以风其上，乃飘飘然有凌云之志，此文辞之弊也。昔孔子患《易》道之不明，乃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》、《序》、《杂卦》十篇，以发天人之奥。而左氏亦以《春秋》之法，弟子传失其真，于是论本事，作《传》以记善恶之实。此经术之学所由起也。及其衰也，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，故汉儒之陋，有曰秦近君，能记说「尧典」二字，至十馀万言，但说「若稽古」，犹三万言也，此经术之弊也。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，则闾胥书之；孝悌睦姻有学者，则族师书之；有德行道艺者，则党正书之。而又考之于州长，兴之于乡老大夫，而论之于司徒、乐正、司马，所谓秀选进造之士者是也，然后官而爵禄之。此德行之选所由起也。及其衰也，乡举里选之法亡，郡国孝廉之科设，而山林遗逸之聘兴，于是矫言伪行之人，弊车羸马，窜伏岩穴，以幸上之爵禄。故东汉之士，有庐墓而生子，唐室之季，或号嵩少为仕途捷径，此德行之弊也。是三者，莫不有弊，而晚节末路，文辞特甚焉。盖学屈、宋而不至者，为贾、马、班、扬；学贾、马、班、扬而不至者，为邺中七子；学邺中七子而不至者，为谢灵运、沈休文。休文之撰四声谱也，自谓灵均以来，此秘未睹。武帝雅不好焉，而隋唐因之，遂以设科取士，谓之声律。于是敦朴根柢之学，或以不合而罢去；靡曼剽夺之伎，或以中程而见收。自非豪杰、不待文王而兴者，往往溺于其间，此杨绾、李德裕之徒所为切齿者也。熙宁中，朝廷深鉴其失，始诏有司削去诗赋，而易以经义，使学者得以尽心于六艺之文，其意信美矣。然士或苟于所习，不能博物洽闻，以称朝廷之意，至于历世治乱兴衰之迹，例以为祭终之刍狗，雨后之土龙，而莫之省焉。此何异斥桑间濮上之曲，而奏以举动劝力之歌？虽华质不同，其非正音一也。传曰：「梁丽可以冲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，言殊器也。骅骝骐骥一日而驰千里，捕鼠则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。鸱鸮夜撮蚤，察毫末，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，言殊性也」。今欲去经术而复诗赋，则近乎弃本而趋末；并为一科，则几于取人而求备。为今计者，莫若以文词、经术、德行各自为科，以笼天下之士，则性各尽其方，技各尽其能，器各致其用，而英俊豪杰庶乎其无遗矣（《淮海集》卷一四。又见《苏门六君子文粹》卷二五。）。

休文：原脱，据宋高邮本、宋蜀本、王校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