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世之议者，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，其次莫如周，至于梁，则天下之冲而已，非形势之地也。故汉唐定都皆在周、雍，至五季以来，实始都梁，本朝纵未能远规长安，盍亦近卜于洛阳乎？而安土重迁，眷眷于开封之境，非所以为万世计也。臣窃以为不然。何则？唐汉之都必于周、雍，本朝之都必于梁而后可也。夫长安之地，左殽函，右陇蜀，襟屏终南、太华之山，萦带泾渭、洪河之水，地方数千里，皆膏腴沃野，卒有急，百万之众可具，形势便利，下兵于诸侯，如建瓴水，四塞之国也，故其地利守，自古号为天府。开封地平四出，诸道辐凑，南与楚境，西与韩境，北与赵境，东与齐境，无名山大川之限，而汴、蔡诸水参贯其中，车错毂击，蹄踵交道，舳舻衔尾，千里不绝，四通五达之郊也，故其地利战，自古号为战场。洛阳左瀍右涧，表里山河，扼殽、黾之隘，阻成皋之险，直伊阙之固，广袤六百里，四面受敌，以守则不如雍，以战则不如梁，然得之可以为重，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。凡天下之形势，无过此三者也。故彼蜀之成都，吴之建业，皆霸据一方之具，而楚之彭城，特盗贼之窟耳。《易》曰：「天险不可升也，地险山川丘陵也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」。所谓险者，岂必山川丘陵之谓哉？在天而不可升，在人而不可夺，则皆为险矣。夫雍为天府，梁为战场，周为天下之咽喉，而臣以谓汉唐之都必于周、雍，本朝之都必于梁而后可者，汉唐以地为险，本朝以兵为险故也。汉高祖曰：「吾以羽檄召天下兵，莫有至者」。武帝曰：「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」。盖汉踵秦事，郡国背道，材官有变，则以符檄发之，京师惟有南北两军，有期门、羽林孤儿以备扈从。唐分天下为十道，置兵六百三十四府，其在关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。府兵废，始置神策为禁军，亦不过数万人。以此见汉唐之兵皆在外也。故非都四塞之国，则不足以制海内之命，此所谓以地为险者也。本朝惩五季之弊，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，名挂于籍者号百馀万，而衣食之给，一毫已上，皆仰县官，又非若府兵之制，一寓之于农也。非都四通五达之郊，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，此所谓以兵为险者也。夫以兵为险者，不可以都周、雍，犹以地为险者，不可以都梁也。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，周不如雍。呜呼，亦不达于时变矣！夫大农之家，连田阡陌，积粟万斛，兼陂池之利，并林麓之饶，则其居必卜于郊野。大贾之室，歛散金钱，以逐什一之利，出纳百货，以收倍称之息，则其居必卜于市区。何则？所操之术殊，则所托之地异也。今梁据天下之冲，岁漕东南六百万斛以给军食，犹恐不赡，矧欲袭汉唐之迹，而都周、雍之墟，何异操大贾之术，而欲托大农之地也！由是言之，彼周、雍之地者，汉唐之险耳，本朝何赖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