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键词
位置
作者
标签
韩琦定策之功奏 宋 · 贾易
 出处:全宋文卷二五六八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三七
臣闻圣主记人之功而不忘,故忠臣劝而天下安,是以赏一人而天下趋之者,诚以不僭不滥而得之至当也。
则有纪于太常,藏诸盟府,灿然与日月齐光而传之不朽,又况有能为诞谩以诬亡殁,而盗其勋业者哉!
恭惟仁宗皇帝圣德居位,跻世隆平,享年长久而继嗣未立。
英宗皇帝历数在躬,龙潜藩邸,天下归仁,而位号未正。
韩琦忠义动金石,精诚贯白日,建言定策,为宗庙万世之福,人神之所庆祐,夷夏率皆悦服。
故其生则位极台鼎,死则配享庙廷。
神宗皇帝绍休圣绪,缉熙帝业,知有大勋劳于天下,故尊宠异数,褒嘉尽礼,始终一意,恩荣绝等。
犹以为未也,又亲撰其神道碑,以「两朝定策元勋」为之名,昭示天下后世。
不刊之烈,虽山河之誓,无以加此,世世忠臣义士,孰不激扬而叹服?
不幸十数年之后,有国子监博士王同老上疏,自言其父尧臣仁宗朝尝任参知政事,于至和三年仁宗不豫,罢朝七十馀日,内外寒心。
尧臣宰臣文彦博富弼,数陈宗社大计,求立英宗皇帝为嗣,又率同列各求罢免,必冀开纳,仁宗感悟许之。
彦博尧臣草制,定立英宗为嗣。
既而仁宗渐安,事遂少缓。
其后韩琦卒因尧臣文彦博富弼论议绪馀,决定大议。
又自言罢任赵州,过北都,文彦博道及此事。
且曰彦博与先君及富弼皆当日协心论议之人,难于自发明。
同老又言,今惟文彦博富弼同知此事本末,所有先臣亲笔撰立英宗皇帝为嗣制草及劄子草本共三道,谨缉缀封进。
于是神宗皇帝文彦博入对,诏问其事,令作文字进呈。
彦博劄子言:「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服药罢朝两月馀,至四月初,仁宗圣体康宁。
尧臣乃与臣及刘沆富弼窃议曰,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。
臣以尧臣久居禁近,因谓之曰:『必得贤嗣以压人心』。
尧臣曰:『岂不知素育于宫中者』?
尧臣以指书案作下『贯』字,臣等各言无易此矣。
至上前伏奏,得请。
此大事不可如常例,退殿庐,令堂吏书圣旨。
刘沆云:『欲袖纸笔于上前亲书』。
翌日,于垂拱殿,臣等四人具奏:春中服药,内外人情非常忧恐。
盖谓储副未立。
仍引西汉故事,人主初即位即建储,今当以时立嗣,以固根本。
仁宗渊默寡言,欣然嘉奖,曰:『知卿等尽忠,然此大事,朕更熟思之』。
臣等再三论奏,乃曰知子莫如父,尝选贤者育于宫中,计无易此。
仁宗虽渊默而首肯之。
是日晚,臣等再聚议,谓翌日必得旨,请尧臣密作诏意,欲进呈施行。
尧臣归草诏意,然未及示臣等。
既登对,复申前请,尧臣越次而奏曰:『愿陛下早定此意,付外施行』。
仁宗曰:『朕意已定矣,卿等无忧』。
臣等既得此意旨,谓无疑矣。
是年八月,乞召韩琦枢密使,盖以忠义必能当此重事仁宗可之。
自后继有议论。
未几,臣得请判河南府尧臣寻卒」。
窃寻同老之言,谓仁宗不豫七十馀日,内外寒心,尧臣文彦博富弼求立英宗皇帝为嗣,又率同列求罢免,仁宗感悟许之,彦博尧臣草制定立英宗为嗣,而仁宗渐安,遂少缓。
彦博则言,仁宗服药罢朝两月馀,至四月初圣体康安,尧臣乃与臣及刘沆富弼窃议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。
因问尧臣,又得贤嗣之言,尧臣以指书案作英宗藩邸旧名。
翌日臣等具奏,以时立嗣,仁宗欣然嘉奖。
臣等再三论奏,尝选贤者育于宫中,计无易此。
仁宗首肯之,退令尧臣密作诏意。
翌日复申前请,仁宗曰「朕意已定矣,卿等无忧」。
是说与同老之言前后牴牾,自相矛楯,灼然易见。
兼详彦博所陈,则仁宗未尝拒而不纳,何因尧臣率同列求罢免,以必冀开纳?
此固不可信者一也。
又所草诏,意将有待于得请而进呈以行也。
彦博言「仁宗云朕意已定矣」,同老亦云「仁宗感悟许之」,则彦博尧臣等何为不奏知已草诏意,乞遂行之?
此固不可信者二也。
且建请立宗室为皇嗣,天下之事无大于此者,其危疑机会,间不容发,肯容大臣方共谋议,已窃草诏命而藏之私家,殆如儿戏
此固不可信者三也。
四月建请,而仁宗言「朕意已定」,彦博所言「臣等得此意旨,谓无疑矣」,何至八月乞召韩琦枢密使,欲当重事,而继有议论,直至彦博补外,尧臣身死,而竟无定议?
则所谓仁宗欣然嘉奖,「朕意已定」者,皆为何事耶?
此固不可信者四也。
同老又言道过北都,彦博语及尧臣忠义,乃言与富弼皆当日协心论议之人,难于自发明。
推迹此言,恐涉相期附会之意。
此固不可信者五也。
富弼治平中辞免进官表云:「窃闻制词叙述陛下即位时,以臣在忧服,无可称道,乃取嘉祐中臣在中书日尝议建储,以此为效,而推今日之恩。
嘉祐中臣虽曾泛议建储之事,仁宗尚秘其请,于陛下则如茫昧杳冥之中,未见形象,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著明也」?
此言,则何有至和三年尧臣彦博坚请立英宗皇帝为嗣之事?
此固不可信者六也。
韩琦初作宰相日,有劄子言:「近岁已来,内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临御四海三十馀年,而皇嗣未育,天下无所系心;
乞于宗室中择幼而可教者,权以为嗣。
臣愚窃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?
然兹事至大,当独断于圣心。
如陛下素有所属,已得其人,则望宣示中书枢密院,使奉而行之,以慰中外之望」。
此奏,方以择宗室为嗣,且言如已得其人,望宣示而行之,则至和中决无定议明矣。
同老乃以谦挹不自有其功,谓圣意先定,遂取以为其父之功,何其不仁之甚,狂妄之极耶!
李清臣之行曰:「仁宗春秋高,继嗣未立,天下以为忧。
虽或有言者,而大臣莫敢为议首。
公数乘间乞选立皇子,他日复进曰:『惟万世之业不可不虑。
臣备位冢宰,思所以报陛下,为无穷计,宜莫先此』。
上顾曰:『后宫一二欲就馆,卿其无亟』。
后诞育皆皇女。
公一日挟《孔光传》进对曰:『汉成帝立二十五年无继嗣,立弟子定陶王皇太子
成帝中材常主,犹能之,以陛下之圣,何难乎此哉?
太祖为天下长虑,福流至今。
宗子入继,则陛下真有子矣。
惟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,则无不可矣』。
仁宗感悟,始以英宗宗正寺
英宗力辞,公复启曰:『陛下属之以大任,而不肯当,盖其沉远详重,识虑有以过人,非有他也。
且名未正,尚得以辞,名体一定,父子之分明,则浮议亦不复得摇矣』。
仁宗欣然曰:『如此,则宜乘明堂大礼前,亟立为皇子』。
又诏学士为诏书,学士亦请对,然后进稿」。
由此观之,尧臣辄草诏意,藏之私家,以天下大事为儿戏。
然岂亦常窃议而妄作之,终不敢建言而死?
故其遗稿虽在,亦何足为功,但足彰其愚妄之罪尔。
用此欲以掩之大勋,天下之人固未有信之者,况天地鬼神临之在上,岂可欺也!
加以神考圣作之碑最著于天下,其略曰:「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,天下共以为忧,大臣顾避,莫敢为上言。
公乘间进曰:『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,自昔祸乱之起,由策不早定也』。
他日又言:『汉成帝在位二十五年,无子,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子。
陛下聪明睿智,奈何久不决也』?
始以英宗宗正寺英宗恳辞不就命,仁宗以问公,公曰:『名分之未定,去就之所难也,臣窃忧之』。
悟,遂立为皇子」。
由此论之,谓因尧臣论议绪馀决定大议者妄也。
太常谥议谓:「素蕴忠义,尊立明圣,固天下之本,延生民之命,顾大臣所不敢议而身先之」。
彦博自为祭之文,亦曰:「正朝廷于指顾,定社稷于须臾」。
然则,之殊勋伟烈,虽平、勃、霍光不足比伦,而尧臣碌碌备位之人,曾何足算,顾足预于此乎?
若夫包拯、范镇、司马光吕诲王陶则皆能抗论激切,以天下为忧。
包拯则曰:「方今大务,惟根本一事。
根本若固,则枝叶之患何恤」?
吕诲则曰:「周爰忠谠,审择宫邸,以亲以贤,稽合天意」。
范镇则曰:「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,陛下宜择宗室贤者,以系天下人心」。
司马光则曰:「为人后者为之子也。
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,年四十五,以未有继嗣,立弟之子定陶王欣太子
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过之,岂可不为宗庙社稷深虑哉?
况今亦未使之正东宫之名,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,养以为子,使天下皆知陛下意有所属,以系远近之心」。
王陶则曰:「去岁陛下发德音,稽故事,择宗室使知宗正寺
厥后成命稍稽,四方观听,岂免忧疑」?
是数人者,则皆忧国忘身摅意敢言之人,其言则著闻于世。
非如同老所讼尧臣私窃计议而未尝敢发之事,妄欲希觊恩赏,而欺诬白日者也。
臣昔在疏远,传闻同老之疏与朝廷褒称之诏,以为尧臣真有援立之功,而韩琦定策乃为绪馀之论。
臣于是时窃怀愤懑,深叹真主在上,而小人诈险得行。
自伤其身卑贱,无路叩阍,隳裂肝胆,以明大义,因往来四方,搜采公忠信实之言,以质其真伪。
前后所得诏敕、碑志、表状、书疏、传记、谥议、祭文等,凡二十馀篇,参考本末,可谓详矣。
今备数言路,稔闻史臣论撰先帝实录未能决议者,在此一事。
夫信史之作,垂训万世。
茍史臣顾避,不敢建明是非,而并载方册,传疑于后,恐不足为一代之典,其体不轻。
臣是以敢触冒雠怨,援据实理,陈天下之公言。
非特发韩琦千载之忠实愤懑,诚欲敬述仁宗与子之盛德,英皇丕承之休烈神考追述之善志圣谋,如皦日丽天,后世无敢窃议而献疑者。
臣虽陨身,死无所恨。
伏望圣慈深赐省览,推《春秋》善善之法,明诏史臣,直笔无隐,以伸正论,天下幸甚。
〔贴黄〕同老碌碌庸人,见利忘义,固不足责,所可惜者,韩琦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载之遇,故以身任天下,独建大议,援立圣明,以安社稷,垂福无疆,声名事业,近古未有,一旦无根横议攘而取之,亏忠义之实,悖廉逊之风,所损岂小哉?
且君子生则不可夺志,死则不可夺名,臣窃伤一代名臣,其志与名皆遭掩蔽,是以剖心折肝,终究其说,使贤德晦而复明,公议缺而复著,诚有补于仁圣之治。
伏乞哀怜幸察。
〔又贴黄〕议者谓韩忠彦方在政府,而臣论辩其父勋劳,恐招附会之言,无乃避其形为是乎。
臣则以谓不然,盖天下公议,为之标的。
若谓忠彦形迹可避,孰与文彦博位势极人臣之贵乎?
夫天下以为忠义之事,人有盗而掩之者,忠义之人所当痛心疾首,如救焚溺,惟恐白之不早,使规规小嫌是畏,而为自全之计,是公朝无敢言之士也。
恭惟太皇太后仁圣聪明,如韩琦定策大事,必闻之最详。
伏望浚发德音,宣示史臣,俾直笔传信,为万世法,岂不尽善尽美哉?
臣不胜昧死祈天之至。
〔又贴黄〕范镇凡十馀疏,皆在至和三年五月已后,吕诲司马光之言皆在嘉祐六年王陶之言又最近后。
果如王同老所陈,已有定议,则此数人何为激切开陈如此之至耶?
犹足验其狂妄不实。
陛下纂承大宝,实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与子之意,而蔡确辈尚敢希冀,盗取定策之名。
盖其窃迹有自来矣,不可不察也。
国史今已垂成,若不早赐降出臣此疏,使之决疑传信,则恐他时不免追改,其事不细,所宜深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