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议郎、监在京粳米下第八界、上骑都尉代郡毕某，谨以外议再拜上书于门下侍郎阁下：某曩在河南及京师，尝请再谒左右，虽竭不肖之心，夙夜思虑，欲少补行事之万一，而至今未敢有言也。盖闻阁下之来，四方内外托书词、论时务者多至数百，而明廷之上实封陈得失者乃几万人，皆关阁下之听览，是非利害宜略尽矣。则某未敢言者，岂有所爱惜哉？恐不待某言而知尔。然阁下辞山林，履庙堂，以身任天下之重，而人亦以天下责于公。道路之间，闾阎之下，虽聋瘖跛躄支离疲病之人，亦扶服相贺，顶礼叹息，如遇岁年之丰，而见父母之来。阁下用贤去佞，除烦解扰，所以安社稷，惠细民者甚多，而外人之议尤深念于左右。窃意实封书词有所遗者，某如自嫌而不以闻，则是轻门下之义，忘师友之教，怀不尽于朝廷，而未死之间私恨无穷。故敢略道外人之议，而某之所见则犹待异日。阁下以身任天下之重，而人以天下责公者，何事耶？当熙宁之初，先帝以公为枢密副使，天下之人忻忻然曰：「枢密副使者，君子行道之府也。而君子得居之，天下其庶几乎」！及公逡巡而去，不累于位，天下之人复忻忻然曰：「枢密副使者，人之所祷祠而求者也。而君子不苟居之，吾道其庶几乎」！故阁下进合天下之愿，退为吾道之助，则人之望公，其何如也？公居洛十五年，道德日富，声誉日隆，天下之言正直者，至公而后止焉，则人之信公，复何如也？今先帝厌世，主上富于春秋，发丧之日，京师四面语曰：「非司马资政不能治天下」。曾不三月，而遂筦朝政，则人之期公，又何如也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，为四方之所信；起副中外之望，而应众人之所期。天下之事至大，今日之务至难，爱公者至多，而嫉公者至深也。岂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际，而亦天地阴阳交争之时。爱公者皆贫贱疏逖，不足侍于下风；而嫉公者巧为机阱，潜布耳目，多涂以误公之事，反覆以乱公之策。虽主上明圣，注意于公者久，而阁下蓄积深厚，所以为天下者皆平日之所固有，然非斋戒以临之，精微以思之，择术以行之，博取于人以成之，事犹未可知也。此某所以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而欲以外议告者也。窃常计新法之行几二十年矣，岂惟今日而后有改作之意？当王安石之出，吴正献之入相，郑侠之上言先帝，盖尝有改作之意焉。而终不能改者，公之所知也。及今深交固结，内外如一，后生肆谈，安于无耻，老吏擅法，公为不道。而阁下起閒废之中，留三省之上，殆将求风俗之失，回积年之咎，以成先帝之志，则新法之改，岂直指而往，如推墙填堑可以定乎？故外议有三，而其虑容易者不预。昔王荆公以兴作之说歆动先帝，先帝信之；而患财之不足也，乃散青苗，置市易，敛役钱，变盐法，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。盖荆公散青苗，置市易，敛役钱，变盐法者，事也；而欲兴作，患不足者，情也。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，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，是以百说而百不行。然则事之与情可不察哉？自先帝弃群臣，兴作之议虽无复闻者，而转输未减，边备尚众，京师吏禄岁百馀万，而外路官司州县雇佣号为新法而从事者，有不可訾计之费。今以天地社稷之灵，主上母后之圣，同人心，决大策，起阁下于不可起之中，而寄以天下之政。阁下遂欲废青苗，罢市易，蠲役钱，去盐法，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，一扫而更之，则自熙宁以来用事于新法者，必不喜矣。不喜之人必不但曰「青苗不可废，市易不可罢，役钱不可蠲，盐法不可去」，必探不足之情，修不足之说，伺不足之隙，言不足之事，以动上听。夫以一家之计，父子之亲，欲安田野，远市井，习耕稼之常业，辞商贩之末利，而说以不足，则犹相视扼腕而中止；况以天下之广，臣民之众，有郊庙、朝廷、祭祀、宾客之奉，有内外上下官吏廪禄之费，有重兵宿卫、边守城禦之计，有大河堤塞、外裔馈赐之劳，自古之君，固常有患不足之情矣。修不足之说，伺不足之隙，而言不足之事，虽致石人而使听之，犹将动也。如是，则青苗废而可复散，市易罢而可复置，役钱蠲而可复敛，盐法去而可复存。使禹、稷重出为天下争，将亦无可奈何，则不足之情，可不豫治哉？为今之策，当大举天下之计，深明出入之数。曰天下之不足，其弊安在？弊在边境转输之多也，则弃无用之地，省转输之繁，其省几何？弊在造作修营之多也，则止造作，辍修营，其省几何？弊在新法官吏廪给横费之多也，则废吏禄，行常法，其省几何？弊在掖庭永巷妇女资用之多也，则定职掌之数，非先帝幸御者一皆出之，其省几何？天下之可已者无不已，其省几何？今诸路常平、免役、坊场、河渡、户绝、庄产之钱粟，积于州县者，无虑数十百钜万，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，可以支二十年之用，则三司岁入常平为赢。以天下之大，而三司岁入半为赢馀，则数年之间，府库之财、仓庾之粟已将十倍于今日。而节省之后，济之以恭俭，将如丘山江海之不可尽。以此明言于中而精计乎外，俾上与太皇太后晓然知天下之馀于财也，则不足之情不生，不足之事不起，不足之隙不得伺，而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矣。然后青苗、免役、市易、盐法凡所谓新法者，始可永罢而不可复行。如既饱之人，虽以刍豢犹不肯进，况藜藿菽黍乎？问者曰：「患不足而新法兴，何以实之」？曰：曩者王荆公并军蒐卒而封桩其钱粮，又惧兵之少也，故行保甲之法，籍民为兵。数年以来，农夫去南亩者大半，贼盗公行，守令不得为治，则保甲之利害无可言者。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，岂非患兵之不足耶？以兵不足而存保甲，故知财不足则新法可以复兴。此外议也。昔仁宗之治天下也，优礼大臣而听用台官谏官之言。盖大臣者，天子之辅也，不优为之礼则无以励其节，尽其心。而听用台官谏官之言者，所以存天下之公议，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术也。故大臣起居进见未尝不恭己待之，若将久于其位而不可动者。及台官谏官一有论列，则十言之中行其七八，虽故老大臣必正其罪，以是而去位者盖可数矣。故嘉祐以前，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欢，礼貌之隆，而私门奸利破胆而不敢为。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宁，大臣无甚纵恣，百官得行其志，不法之事稀阔无闻者，以优礼大臣，而听用台官谏官之所致也。盖自近岁以来，台官谏官不复知所以设台谏之本意，而颛为含糊苟且以幸无谴，经涉岁时而不言天下之事。其所言者，必揣摩上意之所尚，非大臣之所恶闻，且于我甚安而无悔者，然后敢发。其号为论列大臣者，亦取其微芒琐屑，不在轻重之间，足以破人主之疑，而无伤大臣之实，阳言于外而阴合其中。又其甚者，宁论人主之事，而不肯言大臣之过。盖论人主之事，则有大臣以为之力，不甚得罪。而一言大臣，则足跐手拉，涂地而不复。数年以来，朝廷之上，道路之间，不知有台谏。一闻台官、谏官之姓名，则咨嗟太息，诋笑而避去。而处台谏者，自以为至计便策，不复知职任之何如，翻谓祖宗之朝名公大臣奏议论列为沽激好事，以自盖其短，而幸一身之安，则无所补益可见于是矣。伏自主上继明，西朝共政，用阁下为门下侍郎，始增置谏员，进用有闻之人，而废去六察，皆使言事，可谓知务已，而犹有平昔之徒介在其间。盖在含糊苟且幸免久矣，一旦明目张胆自奋于敢言之列，则内怀愧耻，外畏士人之姗笑；欲不言，则朝廷失望，非今日之利。故皆彽徊隐忍，进退无适，抄取其近似者以塞目前之责，而终不敢深言天下之事。惟欲窥瑕伺隙，执戈而攻诸长者，为新法复雠。今将兴仁长善，定万世之策，还太平之风，而犹令此等布在言路，欲望如仁宗之朝，存天下之公议，禁制大臣，破其奸心，窃以为过矣。夫贤者之为善，与不贤者之为恶，其取舍固异，然势可为则行恶而或济，势不可为则虽善而无成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势去而能立功立事者也。且王荆公之行新法，固非善也，然终先帝之世，新法有增而无损者，以有可为之势而已尔。所谓有可为之势者，非直人主之听用，而荆公之名位高且大也。盖自参知政事、三司使、翰林学士，下至侍从、百执、台官、谏官，外连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提举官，无非新法之人者。虽功业如韩琦，贵重如富弼，敢言如吕诲，才辩如苏轼，终不能少止新法之行。是后郑侠以死争之，而新法亦不改也。岂新法果利于民而可行耶？盖左右前后，远近高下皆新法之人，而荆公又挟天子之命，都宰相之位以临之，如平地布薪而顺风纵火，其势易也。今阁下欲去新法之弊，救荆公之事，而左右侍从、六曹九寺、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荆公之徒。虽起二三旧臣，用六七君子为言事官，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，乌在其势之可为也？势未可为而欲为未可之事，则青苗虽罢将复散，况未罢乎？役钱虽蠲将复敛，况未蠲乎？市易虽废将复置，况未废乎？盐法虽除将复作，况未除乎？以此去新法之弊，救荆公之事，如人久病而少间，其父子兄弟喜见于颜色，而有未敢贺者，意其病之犹在也。盖势者无形而易见，今欲进君子之道，成可为之势，则厉夫声色无益也，抗以礼节无益也，急以文法无益也。必遍得天下之沈厚明达，敢言有气节者，与小人分其势，则天下之事有可为也。如用人之地多而人未可以多得，则夫台官、谏官正今日之先务，而天下之势所由分者也。自阁下用人以来，台官、谏官亦稍稍言事，以称朝廷之意。然王圭已死而后言圭之家，吴居厚已败而后言居厚之事，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。至于国家之大利，生民之大害，社稷之大计，犹未有及者。借有一人焉，以言事为己任，喟然发愤，动人耳目，出死入生以报朝廷，而相阁下之所为，则又将循用常文，牵制故事，十且八九不行其言，则虽纯得六七人者，犹恐未有所济。况又使平昔含糊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间，则君子、小人之势固未分也。孟子曰：「在王所者，长幼尊卑皆薛居州，王谁与为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长幼尊卑皆非薛居州，王谁与为善？一薛居州，独如宋王何」？此亦势之说也。盖尧舜之时，大禹、皋陶、夔、龙、稷、契布在列位，则虽有共工、驩兜而卒于流放者，则君子之势胜也。汉元帝任用许、史、恭、显，而亦用萧望之、周堪、刘更生，而或进或退者，则君子之势已差不胜。而宋王长幼尊卑皆非善士，独一薛居州，则不胜而已矣。今阁下为门下侍郎，贤人君子虽稍收用，而台官、谏官犹未纯得其人；得其人者，犹未得其言；得其言者，犹未得其行。则是仅能胜薛居州，而大禹、皋陶、夔、龙、稷、契之事犹非所拟，而望之、周堪、刘更生之或进或退，可不虑乎？此外议也。老子曰：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礼者，道之华而乱之首也」。夫谓礼为道之华而乱之首，则某所未学。然礼者固仁义之次，而道德之下也。后人不能以礼治天下，一寓之于法者，又礼之次，而仁义之下也。而今世复不能守法，一用观望以为政。事无定法，多言可更者，是岂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？亦出于观望而已。盖今日之言不善，有前日以为善，而欲奉行之人也。而与此等论天下之事，则异时阁下失势，彼又将言盐法可兴，边事可作，苗役可行，市易仓法可复置，于其他新法无不言可为者也，观望之祸必至于此。今欲化观望之心，回观望之俗，以豫止观望之祸，则殆非言语告诫思虑堤防之所能尽。惟取夫守道固穷，不为观望，众人所共知者尊用之；而察其背公向私，专事观望，亦众人所共知者退远之。然后搜裒祖宗之法与今日之敕令，删取其要，使简易明白而后行之。盖律令格式者，近古人之所同；而编敕者，后人独用之书。太祖之时，谓建隆敕者不过数百条，而天圣编敕则倍于建隆，庆历编敕又倍于天圣，嘉祐编敕复倍于庆历。至于熙宁、元丰之敕乃益增多于嘉祐几千条，而续降敕令与夫一司、一路、一务、一州、一县者复几万条，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，至不可胜纪。虽有通才强识之士，莫能晓习，而附会苟贱之人，乃得恣为观望，以便其私。当出而入，与入法；当入而出，与出法。一法不能独用，则转取他法而兼用之。他法不足兼用，则离文析字，烦言碎词以欺天下之人。又不足用，则置法度外，假特旨而行之。颠倒下上，归于观望而后已。则所谓法者，乃无法之极者也。而议法之人方且移易轻重，滋张条目，惟恐不博，而返强省其文以成书，使下之人举手触罪，出口成狱。至其文省而不通，则陷于过误者如牛毛；而申明往返，历时而未决。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，而申明之说少至数百，多或千言。然则所谓简易明白者，岂惟天下之法理当如此？盖亦今日之事不得已者也。千存其百，百存其十，十存其一，苟有可削者无不削，是谓简易。著为法者，当如常人之言语，使匹夫匹妇皆可以喻其意而尽其词，是谓明白。则观望之徒不敢转徙以顺人，而简易明白则亦稀有所附会。天下之人既见夫不为观望者尊用，为观望者退远，而常行之法又简易明白，不可转徙附会以便己之私，则观望之心庶几少息，观望之俗庶几少变，而异时观望之祸庶几少止矣。此外议也。夫前古之君所以有难与为治者，以任用亲党，女谒公行，游宴弋猎，不恤国事，赋敛隔塞，人君之私也。小人探君之私而导之于邪。既已得取于私邪，则公卿大臣开正言，行正道，如陈梦中之语，而告天外之事，泊然不以经意，虽与为治，从何而入哉？所以难也。今主上富于春秋，太皇太后通古今之大体。自先帝之朝，抑远外家，未尝用事，而赐与有节，则无亲党之嫌；主上未知好色，则无女谒之患；苑囿鹰犬未有所幸，则无游猎之虞；罢贡献，废堆垛，蠲积欠，则无赋敛之弊；听政之初，即诏天下实封言事，惟恐下情之不通，则无隔塞之忧。凡前古之难者，顾皆易矣。而所难者，则系阁下施设之事终于不成尔。盖荆公虽不用，而京师四方贵臣大官、职司郡守，百人之中九十其徒也。其恃材气，挟诡辩，而负宿胜之资者犹可畏。而主上及太皇太后所用不过一二公，一二公所用不过八九人。如荧惑失度而搀抢竟天，虽有德星之出，岂敢言祸之所胜哉？则阁下夜衣而访事，鸡鸣而布行，正社稷之所愿，而天地与神灵所以想望于今日者也。成之，则三代之盛，伊、周之烈复见于太平；不成，则新法之弊流及万世而不可改。虽有改者，不如今。然则外议者，某之所当告而不获已，伏惟加意幸察。不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