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者必慎其所习，习之不正，终身病之。《公羊》之书好为异说而无统，多作新意以变惑天下之耳目，是以汉之诸儒治《公羊》者，比于他经最为迂阔。至于何休，而其用意又甚于《公羊》，盖其势然也。《经》书：「公及戎盟于潜」。《公羊》犹未有说也，而休以为王者不治夷狄，录戎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也。夫公之及戎盟于潜也，时有是事也。时有是事，而孔子不书可乎？故《春秋》之书其体有二：有书以见褒贬者，有书以记当时之事，备史记之体，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贬予夺者。公之及戎盟于潜，是无褒贬予夺者也，而休欲必为之说，是以其说不得不妄也。且王者岂有不治夷狄者乎？王者不治夷狄，是欲茍安于无事者之说也。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，世之君子尝论之矣，有用武而征伐之者，高宗、文王之事是也；有修文而和亲之者，汉之文、景之事是也；有闭拒而不纳之者，光武之谢西域、绝匈奴之事是也。此三者皆所以与夷狄为治之大要也。今曰来者必不可拒，则是光武之谢西域以息中国之民者非乎？去者必不可追，则是高宗、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讨其不庭者皆非也。凡休之说施之于中国强盛夷狄暴横之时，则将养寇以遗子孙之忧；施之于中国新定休息自养之际，则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劳弊而不得止。凡此二者，休之说无施而可也。盖愚闻之，圣人之于戎狄也，吾欲来之则来之，虽有欲去者，不可得而去也；吾欲去之则去之，虽有欲来者，亦不可得而来也。要以使吾中国不失于便，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，故其屈伸进退莫不在我。而休欲其自来而自去也耶，此其尤不可者也。治休之学者曰：「《春秋》托始以治天下，当隐、桓之际，未暇远略，故先书晋灭夏阳，不书楚灭谷、邓」。夫谷、邓之不书，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，如使圣人未欲与夷狄交通，则虽有欲至，尚可得而至哉？愚故曰：《春秋》之书「公及戎盟于潜」是记事之体，而无休之说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