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近代以来，天下之变备矣。世之君子随其破败而为之立法，补苴缺漏，疏剔棼秽，其为法亦已尽矣，而后世之弊，常不为之少息。其法既立而旋亡，其民暂享其利而不能久。因循维持，至于今世，承百王之弊，而独受其责，其病最为繁多，而古人已行之遗策又莫不尽废而不举。是以为国百有馀年，而不至于治平者，由此之故也。盖天下之多虞，其始自井田之亡。田制一败，而民事大坏，纷纷而不可止。其始也，兼并之民众而贫民失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，而富者连阡陌，以势相役，收太半之税，耕者穷饿而不耕者得食。以为不便，故从而为之法曰：限民名田，贵者无过若干，而贫者足以自养。此董生之法也。天下之人，兼并而有馀，则思以为骄奢。骄奢之风行于天下，则富者至于破其资畜，而贫者耻于不若，以争为盗而不知厌。民皆有为盗之心，则为之上者甚危而难安。故为之法曰：立制而明等。使多者不得过，而少者无所慕也，以平风俗。此贾生之法也。民之为性，丰年食之而无馀，饥年则转死沟壑而莫之救。富商大贾乘其不足而贵卖之，以重其灾；因其有馀而贱取之，以待其弊。予夺之柄归于豪民，而上不知收，粒米狼戾而不为敛，藜藿不继而不为发。故为之法曰：贱而官为籴之，以无伤农；贵而官为发之，以无伤末。小饥则发小熟之敛，中饥则发中熟之敛，大饥则发大熟之敛。此李悝之法也。古者三代之兵，出而为兵，入而为农。出兵临敌，则国有资粮之储；而兵罢役休，则无复养兵之费。及至后世，海内多故，而征伐不息，以为害农，故特为设兵以办天下之武事。其始若不伤农者，而要其终，衣食之奉，农亦必受其困。故为之法曰：不战则耕以自养，而耕之闲暇则习为击刺以待寇至。此赵充国之法也。盖古之遗制其可施于今者甚多，而臣不敢复以为说。而此四者，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。夫知之而不行，此其故何欤？臣闻事固有可以无术而行者，有时异事变无术而不可行者。均民以名田，齐众以立制，是无术而可以直行者也。平籴以救灾，屯田以宽农，是无术而不可行者也。古者贤君在上，用度足而财不竭，捐其有馀以备民之所不足，而不害于岁计。今者，岁入不足以为出，国之经费犹有所不给，而何暇及于未然之备？古者将严而兵易使，其兵安于劬劳，故虽使为农而不敢乱。今者天下之兵，使之执劳者，皆不知战，而可与战者，皆骄而不可使。衣食丰溢，而筋力罢惫，且其平居自处甚倨，而安肯为农夫之事？故屯田平籴之利，举世以为不可复者，由此之故也。曷亦思其术矣。臣尝闻之，贾人之治产也，将欲有为而无以为资者，不以其所以谋朝夕之利者为之也，盖取诸其不急之处而蓄之，徐徐而为之，故其业不伤而事成。夫天子之道，食税衣税，其馀之取于民者，亦非其正矣。茶盐酒铁之类，此近世之所设耳，夫古之时，未尝有此四物者之用也，而其为国亦无所乏绝。臣愚以为可于其中择取一焉，而置之用度之外，岁以为平籴之资。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馀，则不复有所顾惜，而发之也轻。发之也轻，而后民获其利。其与今之所谓常平者，亦已大异矣！抑尝闻之，尝已牧马者，不可使之畜豚彘。马彘之相去未能几也，而犹且不可使。今世之兵，以兵募之而欲强之以为农，此其不从固无足怪者。今欲以兵屯田，盖亦告之以将屯田而募焉。人固有无田以为农而愿耕者，从其愿而使之，则虽劳而无怨。茍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，则夫不耕而食者，可因其死亡而勿复补，以待其自衰矣。嗟夫！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，其亦已略尽矣，而其守法者，常至于怠惰而不举，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于今者，而不求古之遗法而依之以为治，可不大悲矣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