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管子治齐，始变周法。使兵民异处，制国为二十一乡，工商之乡六，而士乡十五。制鄙以为五属，立五大夫，使各治一属之政。国中之士为兵，鄙野之民为农。农不知战，而士不知稼，各治其事而食其力。兵以卫农，农以资兵。发兵征行，暴露战斗，而农夫不知其勤；深耕疾耨，沾体涂足，而士卒不知其劳。当是之时，桓公南征，伐楚济汝，踰方城，望汶山，北伐山戎，刜零支，斩孤竹，西攘白狄，逾太行，渡辟耳之溪，九合诸侯，筑夷仪，城楚丘，徜徉四方，国无罢弊之民，而天下诸侯往来应接之不暇。及秦孝公欲并海内，商君为之倡谋，使秦人莫不执兵以事战伐，而不得反顾而为农；阴诱六国之民，使专力以耕关中之田，而无战攻守禦之役。二者更相为用，而天下卒以不抗。何者？我能累累出兵不息，而彼不能应；我能外战而内不乏食，而彼必不战而后食可足。此二者，管仲、商鞅之深谋也。自管仲死，其遗谋旧策，后世无复能用，而独其分兵与民之法，遂至于今不废。何者？其事诚有以便天下也。今夫使农夫竭力以辟天下之地，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，而免其死亡战斗之患，此人之情谁不可者？然当今天下之事，与管仲、商鞅之时则已大异矣。古者霸王在上，仓廪丰实，百姓富足，地利已尽，而民未乏困。当此之时，谓之人有馀。今天下之田，疾耕不能遍，而蓬蒿藜莠，实尽其利。人不得以为食，禽兽之所蕃息。当此之时，谓之地有馀。古之圣人，人有馀，则务在于使人，是以天下之人虽其甚蕃，而举无废功；地有馀，则务在于辟地，是以天下之地虽其甚宽，而举无遗力。今也海内之田病于有馀，而上之人务在于使人，不已过哉！臣观京师之兵，不下数十百万；沿边大郡，不下数万人；天下郡县千人为辈，而江淮漕运之卒不可胜计。此亦已侈于使人矣！且夫人不足，而使人之制不为少减，是谓逆天而违人。昔齐桓之世，人力可谓有馀矣。而十五乡之士，不过三万，车不过八百乘。何者？惧不能久也。方今天下之地，所当厚兵之处，不过京师与西边北边之郡耳。昔太祖、太宗既平天下，四方远国，或数千里，以为远人险诐，未可以尽知其情也，故使关中之士往而屯焉，以镇服其乱心。及天下既安，四海一家，而因循久远，遂莫之变。夫天下之兵，莫如各居其乡，安其水土而习其险易，而特病其不知战。故今世之患在不教乡兵，而专任屯戍之士为抗贼之备。且天下治平，非缘边之郡，则山林匹夫之盗，及其未集而诛之，可以无事于大兵。茍其有大盗，则其为变，故亦非戍兵数百千人之所能制。若其要塞之地，不可无备之处，乃当厚其土兵以代之耳。闻之古者良将之用兵，不求其多，而求其乐战。今之为兵之人，夫岂皆乐乎为兵哉？或者饥馑困踬不能以自存，而或者年少无赖既入而不能以自脱，盖其间常有思归者矣。故臣欲罢其思归之士，以减屯戍之兵，虽使去者太半，臣以为处者犹可以足于事也。盖古者有馀则使之以宽，而不足则使之以约。茍必待其有馀而后能办天下之事，则无为贵智矣（《栾城应诏集》卷九。）！

抗：原无，据宋甲本、宋丁本、宋戊本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