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有以拂乎吾心，则吾言忿然而不平；有以顺适乎吾意，则吾言优柔而不怒。天下之人，其喜怒哀乐之情，可以一言而知也。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邪？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，而至于圣人，其言丁宁反覆布于方册者甚多，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，又甚明而易知也。然天下之人，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，此其故何也？天下之人，以为圣人之文章，非复天下之言也，而求之太过。求之太过，是以圣人之言，更为深远而不可晓。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，将以喜夫其人，而加之以怒之之言，则天下且以为病狂，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？不知其好恶之情，而不求其言之喜怒，是所谓大惑也。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，上自商周之盛王，至于幽、厉失道之际，而下讫于陈灵。自诗人以来，至于仲尼之世，盖已数百馀年矣。愚尝怪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之诗，当幽、厉之时，而称道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德，及其终篇，又不见幽、厉之暴虐，此谁知其为幽、厉之诗，而非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诗者？盖察于辞气，有幽忧不乐之意，是以系之幽、厉而无疑也。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，见恶而怒，见善而喜，则夫是非之际，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。今夫人之于事，有喜而言之者，有怒而言之者，有怨而言之者。喜而言之，则其言和而无伤；怒而言之，则其言厉而不温；怨而言之，则其言深而不泄。此其大凡也。《春秋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：「齐仲孙来」。于季友之归曰：「季子来归」。此所谓喜之之言也。于鲁、郑之易田曰：「郑伯以璧假许田」。于晋文之召王曰：「天王狩于河阳」。此所谓怒之之言也。于叔牙之杀曰：「公子牙卒」。于庆父之奔曰：「公子庆父如齐」。此所谓怨之之言也。夫喜之而和，怒之而厉，怨之而深，此三者无以加矣。至于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之传则不然，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。夫日月之不知，土地之不详，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？此喜怒之所不在也。《春秋》书曰：「戎伐凡伯于楚丘」。而以为卫伐凡伯。《春秋》书曰：「齐仲孙来」。而以为吾仲孙。怒而至于变人之国，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。愚故曰：《春秋》者，亦人之言而已，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