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传》云：「夏之政尚忠，周之政尚质，商之政尚文」。而仲尼亦云：「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」。愚读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历观唐、虞至于夏、商、周，盖尝以为自生民以来，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。文之为言，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。父子君臣之间，兄弟夫妇之际，此文之所由起也。昔者生民之初，父子无义，君臣无礼，兄弟不相爱，夫妇不相保，天下纷然而淆乱，忿斗而相苦。文理不著，而人伦不明，生不相养，死不相葬，天下之人，举皆戚然有所不宁于其心。然后反而求其所安，属其父子，而列其君臣，联其兄弟，而正其夫妇。至于虞、夏之世，乃益去其鄙野之制，然犹以天子之尊而饭土塯、啜土铏，土阶三尺，茅茨而不剪。至于周而后大备。其粗始于父子之际，而其精布于天下，其用甚广而无穷。盖其当时，莫不自以为文于前世，而其后之人乃更以为质也。是故祭祀之礼，陈其笾豆，列其鼎俎，备其醪醴，俯伏以荐。思其饮食醉饱之乐，而不可见也。于是灌用郁鬯，藉用白茅，既沃而莫之见，以为神之缩之也。体魄降于地，魂气升于天，恍忽诞谩，而不知其所由处。声音气臭之类，恐不能得当也，于是终祭于屋漏，绎祭于祊，以为人子之心，无所不至也。荐之以滋味，重之以脍炙，恐鬼神之不屑也；荐之以血毛，重之以体荐，恐父祖之不吾安也。于是先黍稷而后稻粱，先太羹则后庶羞，以为不敢忘礼亦不敢忘爱也。丁宁反覆，优游而不忍去，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，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。故凡世之所谓文者，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，而人之所安者，事之所当然也。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，收先王之遗文，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，至于毫釐纤悉之际。盖以为王道之盛，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。及周之亡，天下大坏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。夫自唐、虞以至于商，渐而入于文，至周而文极于天下。当唐、虞、夏、商之世，盖将求周之文，而其势有所未至，非有所谓质与忠也。自周而下，天下习于文，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，此其势然也。今夫冠婚丧葬而不为之礼，墓祭而不庙，室祭而无所，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。而曰不文，以从唐、虞、夏、商之质。夫唐、虞、夏、商之质，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，非所以为法也。